可以说，秦汉之际，最显得懵懂无措的丞相，莫过于周勃。《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还特意补充了细节：文帝登基之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并赐予金五千斤、食邑万户。 然而，这位手握重权的周勃，并没有完全感到安稳。仅仅一个月左右，有人便提醒他：你既诛诸吕，扶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今又受重赏、高居尊位，久而久之，恐怕祸及自身。这话如一盆冷水泼下，让周勃冷汗直流，他也感到不安，于是主动谢恩，请求归还丞相印信。文帝最终允许了他的请求。 一年之后，丞相平去世，文帝再次任命周勃为丞相。十余个月后，文帝又说：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于是周勃再次被免职，回到封国，成为列侯就国的先行者。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周勃在其中完全像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角色——一会儿是陈平，一会儿是汉文帝。指望他履职，显然不现实。

尽管如此，这个看似不靠谱的人，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明言：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将相公卿几乎皆出自军吏。太史公评价说：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在《列传》中，太史公简略地写了一群丞相、御史大夫，评价却是殆与萧、曹、陈平异矣，与萧何、曹参、陈平相比，他们的确大不相同。这里说的不仅是申屠嘉一个人。 事实上，陈平去世后，单独拜相的有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跨越文帝、景帝）。其中前三位的传记里都有一句话： 於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史记·灌婴列传》）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史记·张丞相列传》）

也就是说，这些丞相都是拥立汉文帝的功臣代表，他们的职位，并非因能力，而是为了酬功和占位。 申屠嘉的故事则更为奇特。他原本只是个小字辈，张苍被免后，孝文帝想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却担心天下以为他徇私。最终，大臣多已去世，余下的人也不合用，才任命申屠嘉为丞相，并封为故安侯。他在高祖时期只是都尉，随征英布。等到大臣几乎死尽，只好将他由关内侯拔为彻侯。 更有趣的是，汉文帝想用外戚窦广国，却担心天下议论。这天下人，其实就是那些视自己为汉帝国股东的列侯们——董事长要任命小舅子为CEO，还得顾忌股东的眼光。 这个看似荒诞的结论，却是汉初历史的真实写照。刚夺政权的刘邦家族，还未形成理所当然的合法性，与功臣贵族集团的联盟必须维持，而权力的让渡，是确保君相相安的关键。 在汉文帝一朝，他对刘邦设立的同姓诸侯王制度进行了大调整。作为非嫡长子，他必须通过封赏自己的儿子、削权叔侄，以维护皇权的代系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丞相、御史大夫这两个本在官僚体系顶端的职位，其实际效能必然大打折扣。所谓三公九卿制的君相共治，逐渐演变为君权独尊，而丞相唯唯诺诺。 这一进程并非汉武帝开创，而是自军吏时代结束后，君权不愿被相权制约的必然趋势，恰恰在文景之治时期展开。 申屠嘉在景帝朝面对宠臣晁错时，完全无计可施：二年，晁错任内史，贵幸用事，多请变更法令，议以谪罚削诸侯。丞相申屠嘉自感言语无用，疾恶如仇。朝政话语权上，他已沦为附属，策略多依阴谋诡计，身份尽失。 此后，列位丞相也多为列侯继嗣，廉谨守位，无所能发明功名：如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柏至侯许昌、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皆为备员而已，无大作为。另一类如卫绾（汉景帝、武帝丞相）、石庆（汉武帝丞相），则为敦厚可相少主，任职虽久，却无卓越建树。

整个历史进程，是从皇帝畏惧的粗人到偏爱老实人的变化，其中穿插个别有脾气的功臣，如周亚夫、窦婴、李蔡、公孙贺，也有外戚如窦婴、田蚡，但绝非常态。田蚡可谓汉初丞相中跋扈的极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甚至一度怒斥皇帝：君何不遂取武库！可见其权力与皇帝的亲密程度。 综上，自汉兴至汉武帝，除萧何、曹参、陈平三位真正完成宰相之任，其余丞相权威逐渐下降，从质朴军吏到唯唯诺诺的老实人。汉文帝、汉景帝对丞相职权的架空，使得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沦为泥胎神像。汉武帝时代，只因天下多事，官僚机器加速运转问题暴露，才进行制度化重整，本质上只是确认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经发生的变化。 必须强调，西汉初年的丞相既不同于昭宣之后，也不同于秦统一前的相邦、丞相。如果非要找相似之处，田蚡反倒更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