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枭雄曹操在其几十年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中,留下了浓厚的血色痕迹——他手中流过的血,既有政治的计算,也有私怨的宣泄,更有难以言明的猜忌与忌才。 有些杀戮,纯粹出于政治考量。为了铲除异己、稳固统治,曹操从不手软。他心中的非杀不可,从来不容含糊。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王服、种辑等人因受献帝密诏谋诛曹操,密谋泄露,结果无一幸免,全部被杀,甚至夷三族。董承之女已为贵妃,并怀有身孕,献帝三次请求赦免,都被曹操拒绝。建安十九年,当伏皇后被卷入政局漩涡时,曹操派华歆当着献帝面,将她从壁中揪出,随后活活打死。此番血洗,不仅牵连两个皇子,还波及伏皇后的兄弟宗族百余人。建安二十三年,金祎、耿纪、韦晃、吉本、吉邈、吉穆等人谋反,次年魏讽结党同谋。两次起事,曹操均不留活口,问斩无一例外。即便是像荀彧这样的功臣,只要触及他利益,也难逃死亡的宿命。
有些杀戮,则是私人恩怨的残酷体现。曹嵩被陶谦部属所害,为父报仇,曹操亲自发兵攻打陶谦,屠戮彭城。《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他所过之地,多所残戮;《荀彧传》注引《曹瞒传》更称,坑杀男女数万于泗水,水为不流。日后曹操欲再讨徐州,荀彧劝止,言上次杀戮太多,百姓怀恨,子弟必守土不降,即便胜也难以占有。这说明,曹操的报复杀戮,早已超出单纯作战,波及无辜百姓,残酷至极。 而有些杀戮,则连理由都难以明说。杀主粮官,只是军粮不足的借口;杀吕伯奢一家,仅因疑心;梦中杀人,则是为了防范暗杀;至于华佗,远行思归未能为自己治病,也成了致命的理由。在这些难以解释的杀戮事件中,性忌尤为明显——曹操忌才、伤面子,只要触犯他的自尊,便可能葬身黄土。 孔融的悲剧,正是这种忌才心态的典型。路粹虽拟出几条罪状,但都难以成立。孔融北海起兵,本意与曹操一样,为讨董卓,并无不轨。彼时礼教已失约束力,他微行不戴头巾,无非是个人习惯,算不得罪。曹操之所以杀孔融,关键在于孔融卖弄才华、屡次冒犯其尊严。攻下邺城,曹操子曹丕抢占袁熙妻甄氏,孔融上书讽侮,曹操虽未即刻觉悟,但孔融频繁以文才与其交锋,使曹操心生不悦。孔融虽曾为曹操写诗称颂:曹公忧国无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可稍有冒犯,即成杀身之祸,连两个幼子也难逃厄运。 杨修的死,同样源于才智引发的忌恨。他洞察曹操心思,凡事早已猜透——送酪一盒,曹操写合字,他立刻明白一人一口;门上写活字,他知曹操嫌门阔。曹操尚未决断,他却能从鸡肋口令中悟出撤兵意图。曹操因此心生忌惮,借扰乱军心之名,将杨修斩首。祢衡亦因狂猖性格、刻薄言语及当众裸衣击鼓而触怒曹操,本是小事,却被曹操借刀处决。许攸、娄圭、崔琰、边让,或因戏言小名,或因不顺耳的评论,或因不屈才气,均难逃杀身之祸。这些杀戮,无一不是曹操敏感自尊、忌才心态的体现。 《三国演义》中对此也有生动描写,通过这些历史与文学的交织,曹操的忌毒与狠诈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描写,基于真实生活事件,因此具备强烈现实主义批判的力量,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位枭雄背后的冷峻与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