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把柏林战役中苏军的死伤与历时四年的苏德战争相比较,其损失只能算是冰山一角。然而,这场战役的筹划早已在1944年底悄然开始。苏联最高统帅部早就制定好了进攻柏林的战略:先在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一带歼灭驻守的德军主力,然后由朱可夫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举挺进柏林,完成对纳粹首都的最后压制。
与此同时,美英同盟内部却围绕是否进攻柏林产生了激烈分歧。艾森豪威尔从军事角度审视,当时德军的重兵团已转向南部,柏林的战略价值因此有所下降。而且,盟军距离柏林仍有约480公里之遥,即便行动再迅速,也赶不上早已兵临城下的苏军节奏。 但丘吉尔的看法截然不同。他既钦佩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眼光,又对其政治敏感性颇感失望。丘吉尔坚信战后苏联必将成为西方潜在威胁,因此在柏林问题上,政治因素必须占据重要考量。他提出的方案简单而直接:让蒙哥马利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挺进柏林,而非放弃城市,单纯依赖军事计算。 艾森豪威尔依然坚持己见,他计划让美英联军放弃对柏林的直接进攻,而转向慕尼黑和莱比锡的战术推进,同时英军在德国北部吕贝克设防,防止德军沿丹麦、挪威退守。他甚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充满礼貌和策略意味的信,将进攻柏林的机会拱手相让。斯大林收到信后自然是心中暗喜,他在回信中明确了三点:首先,苏美两军将在德累斯顿、莱比锡、爱尔福特完成会师,切割德军主力;其次,柏林已不具备战略核心地位,苏军在此只部署次要兵力;第三,苏军将在五月下旬发起全面主攻。 然而,事实远比艾森豪威尔所言复杂。柏林绝非毫无战略意义的城市:不论德军主力如何转移,这座纳粹大本营的陷落都将成为对轴心国心理上的致命打击。同时,占领柏林的一方,将在战后德国问题上握有重要话语权。更关键的是,由于西欧与苏联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包括柏林在内的德国,注定成为战后对峙的前沿阵地。而德国长期的侵略行径,也进一步促使苏联全力争取进攻柏林的机会,以确保战后自身安全与地缘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