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自嘉庆年间起，便逐渐显露衰败之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世界正掀起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狂潮。为了打开中国这片广袤而富饶的市场，自18世纪7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这一行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且不可逆的灾难，也使得销烟与禁烟成为中英之间最尖锐、最持久的矛盾。 1820年，道光皇帝在38岁时登基。多年来，他眼见无数国民因吸食鸦片而变成行尸走肉，看着大清国白花花的银子因鸦片贸易而源源外流，心中对鸦片的憎恶可谓到了极点。登基伊始，他便果断下令禁烟。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道禁烟法令： 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仗徒。

翌年，他又要求沿海各口岸加大对走私鸦片的稽查力度；再隔一年，更增加各级官员在禁烟工作中失察问责的条例，一旦发现走私行为或私开烟管，当地官员立即革职。即便到道光十年，也就是1830年，他仍在不断推出新的禁烟法案。然而，由于政治腐败，这些法令收效甚微，鸦片的毒害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导致部分官员对禁烟渐生怀疑和失望。 1836年6月，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建议放宽鸦片进口管制，以药材名义进口鸦片并收取关税。道光未为所动，反而下令禁烟派朱醉、许球、袁玉麟等加大禁烟力度。在道光的坚持下，虽未能彻底杜绝鸦片，但广州各口岸的禁烟工作仍取得一定成效。1837年初，广州沿海一百余艘专门走私鸦片的武装快船被摧毁，同年8月，多艘英国运毒商船被强令遣返，11月，更驱逐了9名英国鸦片商人。十多名因禁烟不力的大臣被降职或革职发配，而表现出色的官员则获得通报奖励。在这一系列连贯的禁烟举措下，广州的鸦片贸易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连英国商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华的鸦片生意日益衰落，几近破产。

自1836年起，朝廷中要求放松鸦片管制的声音渐渐消退，但依然没有人提出更有效的禁烟策略，鸦片走私仍然顽固存在。此时，林则徐上奏指出：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官亲、书办、长随、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言下之意是，政府内部吸毒者众多，必然纵容走私，使禁烟难以根本实施。道光深以为然，遂重视林则徐提出的整治方案。 林则徐不仅在奏章中阐明鸦片带来的国弱民穷、财暇兵旅之危害，还在两湖地区展开大规模禁烟行动。短短三个月，他便收缴鸦片9吨，烟具四千余件。这一成绩坚定了道光的决心，他在林则徐奏折上朱批道：凡事若能如此，有何不可挽回。卿其善体联心，决意勉为之。

1838年11月9日，道光亲自召见林则徐，并以大清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格接待他。据记载，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着高头骏马，与道光同行，入京八天，道光连续八天召见他，每日彻夜长谈，商讨禁烟策略。道光采纳了严治吸食者的主张，也吸收了反对派提出的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的合理意见，将禁烟方针调整为重治吸食与杜绝来源并重，以断源为首。 随后，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统领广东水师赴广东查禁鸦片。这一天是1838年12月31日，也正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新篇章的开启。临行前，道光对林则徐言道可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充分赋予其权力与信任。 1839年3月，林则徐来到广州，开始执行销烟与断源的双管齐下策略。在道光的全力支持下，林则徐指挥下的各项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他令两广总督邓廷祯与钦差合力，彻底铲除鸦片源头，道光在谕令上朱批道：联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禁烟过程中，部分大臣因嫉妒林则徐受宠而不断弹劾，但道光不为所动，坚信：林则徐、邓廷祯等皆联亲信大臣，界以重任，现在查办鸦片正在吃紧之时，断不可因群言淆惑，稍形懈驰。林则徐亦不负重托，迫使鸦片贩子交出二万余箱鸦片。1839年6月，他遵道光旨意在虎门滩销毁全部鸦片，这便是史称虎门销烟，标志着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对英国殖民势力形成了沉重打击。

1840年6月，英国政府因无法忍受大清对鸦片的禁售，发起侵华战争。7月24日，定海失陷的奏报传至北京，道光即革职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及提督祝彪，并命伊里布率兵支援。8月2日，又指示杭州将军余明保日夜驰赴前线。道光制定了诱敌登陆、集中歼敌的抵抗战略：英夷沿海滋扰，所恃船身坚大，枪炮便利。我军水战骤难战胜，不若诱之登陆，可期聚而歼旗。 然而，当英军逼近大沽，道光对琦善表露出谨慎态度：若洋人船至沿岸，未急于登陆，则勿主动开炮；若呈递外交文书，应第一时间呈阅。道光的态度转变，折射出其不失体制而免衅端的外交方针——在统治日益衰败、财政紧张、军队腐化的情况下，他既无力改革增强抵抗，也不愿打破天朝上国体制观。

这一转变导致清政府失去了战争初期组织有效抵抗的有利机会。英军压力下，道光对林则徐与邓廷祯进行罢默，使抗英斗争失去真正领导核心，战争局势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决定。 在后期停战谈判中，道光对英国提出的割地、赔款要求坚决拒绝，随着英军侵略意图愈发明显，他重新确立抵抗方针，命琦善边谈判边战备，做好最坏准备——与英国决战到底。道光从妥协转向抵抗，其动机中包含不甘天朝上国威严受损的自尊因素。他仍坚信，虽然英军船坚炮利，但陆路交锋仍有优势，这成为他敢于抵抗的重要心理支柱，也埋下再度动摇的隐患。

1841年3月的广州战役未能如道光所愿驱逐全夷，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战败的主要原因，不完全在于道光，而是琦善的妥协投降，虎门已被占领，广州门户洞开。奕山等人盲目发动战役，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结果一败涂地。为掩盖失败，他们甚至编造谎言称英人乞抚恳恩上奏，致使道光判断失误，批准恢复广州中英贸易，并下令各省撤回防兵，这是其第二次重大决策失误，抗英斗争再次中断。 1841年8月，英军整备北上发动更大规模进攻，道光紧急止撤兵令，严防沿海各省。然而战机已失，沿海战事组织混乱，多位将领望风而逃，10月初，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失守。为挽局，道光再次派将出征，任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东反攻，仍是一败涂地。

浙东战役失败，标志道光由抵抗转向妥协。此役动用外省调入兵员一万一千余人、乡勇两万余人，拨款一百六十余万两，显示其决心。然而前线失利后，穆彰阿等主和派重新抬头，原本激烈主战的官员也转向主和，使道光在舆论包围下不得不转向妥协。当时清军总兵力约80万，可用于前线作战的仅3万五千，机动部队不足且调动耗时，严重丧失战场主动权。英军凭海上优势灵活作战，清军则分散防守、疲于奔命，浙东战后情况更加恶化，沿海兵力空虚，无兵、无人、无船、奈何、奈何，道光不得不寻求退路。 战争从来不仅是前线拼杀，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部分地方官员借战祸敛财，激化社会矛盾。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历时一月才被镇压，其他省份亦出现不同程度反清暴动。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道光被迫寻求妥协。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南京条约》，标志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条约十三款要求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废除公行制度等，还涉及官员平等往来、释放军民、英军撤退等条款。 鸦片战争是英国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首次武装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纵观道光在战争中的举措，虽有妥协失误，但他在禁烟时期与战争初期坚决抵抗，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努力不可否认。禁烟运动的胜利不仅体现林则徐的功绩，更离不开清政府的严禁政策。军事上，道光坚持抗侵略直至浙东战役后才转向妥协。即便妥协，道光也保持了较为独立的立场，与后代清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策略有所不同。 对失败，道光并不甘心。他在议和未定时，仍指示沿海加强武备、制造大号战船。《南京条约》签订后，又多次下令整顿防务、破除积弊。这显示道光虽有振作之心，但封建大厦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非单凭粉饰修葺可挽。最终，道光虽志在振兴，却无心无力，酿成封建帝国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