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农家,少年时期经历了无数饥饿与困苦。终于得以统一天下,他对那些贪官污吏的憎恶几乎到了极点。他的统治下,刑罚严厉至极,贪污者几乎无生路可走——只要被发现贪污,就要面临杀身之祸;与此同时,他给官员的俸禄却低得可怜,官员若不愿辛苦操劳,自然只能滚蛋。然而,令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是,他死后的大明朝腐败程度丝毫不逊于前朝,甚至连宦官都可以爬上九千岁的高位。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如此局面呢?
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几乎想把老百姓的一生掌控在朝廷手中:从出生后的教育、衣着,到成年后的职业选择和活动范围,无不事无巨细地管理。表面上,这是为了国家的井然有序,但无形中却将地方官员的权力提升到了极点。到了明朝中后期,地方官员的职责远不止税收和治安,生产活动、文化风俗、家长里短,几乎无所不管,只要他们愿意,没有什么是管不了的。然而,这些官员的薪水却低得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对于那些胸怀理想、希望过体面生活的读书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于是,各地官员便自设各种常例来弥补收入。所谓常例,就是地方官自定的收费名目:收绢税时多截留一点作为样品,收粮款时以淘汰次品为由截留一部分……而截留来的钱,还得拿出一部分作为礼金送给上级。这一来,腐败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现象,拜码头、靠山头,腐败官员往往结成集团,互相保护。由此可见,明朝官场结党营私,并非因为理想信念一致,而是现实利益使然。 全国各地经济差异巨大,有的地方常例可以收得丰厚,有的地方则寥寥无几,于是官员们必须依赖上级来分配好位置。浙江出身的官员帮助浙江人谋取肥缺,湖北出身的官员则帮湖北人。然而,肥缺有限,争夺便不可避免。既然都是读书人,打架动刀子当然不合适,更多的方式是罗织罪名、弹劾控告。这种斗争几乎成为明朝官场的常态。既然读书人当官问题频出,为什么不派一些出身卑微、肯吃苦耐劳的人去管理呢? 这又回到制度本身的限制。明太祖规定,官员必须通过科举选拔,读书人成为官员是唯一正统途径。没有读书的人若想当官,只能走两条路:一是从军打仗,二是入宫做太监。但大多数普通人都不愿意冒死从军,也不愿意宫中权斗,哪怕混得好也地位低于文官。更重要的是,这类人要么从血雨腥风中爬出来,要么靠宫廷斗争上位,心肠更硬、贪欲更深。朱元璋把学历和权力紧密绑定,自然让读书人成为官员的命运与贪腐几乎划上了等号。那么,读书不考科举,靠聪明才智经商致富是否可行呢?理论上可以,但现实几乎不允许。朱元璋极度厌恶商人,不仅商人本人和其后代终生不得考科举,还限制其衣食生活,并加重税负。即便你富可敌国,也难逃被整治的命运。富商沈万三的例子便是最直观的说明:一旦触及权力雷池,再多财富也难保自身安全。久而久之,人们宁愿成为地主,也不愿冒险经商。 因此,明朝一代,官员有钱了,商人有钱了,却几乎不投资生产。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购置土地,成为地主,雇人耕作、纺织。商品经济的萌芽几乎被扼杀殆尽,社会的发展被一种看似秩序井然、实则腐败横行的制度牢牢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