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人来说，道德修养除了内心以外，仪容举止也是重要内容。古有容礼，详见于《礼记》之《曲礼》《玉藻》以及贾谊《新书·容经》等篇。《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礼记·表记》云：“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从容貌、颜色、辞气三方面来说明君子的修养。容貌，举一身而言；颜色指表情，颜是眉目之间，色谓见于面；辞谓言语，气谓鼻息出入。

以容貌、颜色、辞气论容礼，可以追溯到曾子。《论语·泰伯》记载曾子对孟敬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的这段话，将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概括为“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认为如此行事，可以远离“粗厉”“放肆”和“凡陋”“背理”，可以取信于人。这个说法秉承孔子之教。子夏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说法，就与曾子所说对应。

汉唐经学家对此段主要从“礼”的效果来考察。郑玄曰：“此道，谓礼也。动容貌，能济济跄跄，则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颜色，能矜庄严栗，则人不敢欺诞之也。出辞气，能顺而说，则无恶戾之言入于耳也。”皇侃《论语义疏》引颜延之曰：“动容则人敬其仪，故暴慢息也。正色则人达其诚，信者立也。出辞则人乐其义，故鄙倍绝也。”但到了宋代，曾子的道德严格主义开始受到道学家的极力推崇。北宋程颐认为，仪容举止对于道德修养有促进作用，因而提出“整齐严肃”的工夫主张。到了南宋，朱熹继承程颐的说法，也强调“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曾子这段话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张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的经典依据。

程门弟子谢良佐认为孟子养浩然之气出自曾子远暴慢之学，又谓要紧在动、正、出三字上。尽管吕祖谦认为谢氏之说兼备动静，但朱子和张栻仍认为谢氏之说只是“临事做主张”，只是在动、正、出的档口临时着力，以为由内而外就是正道，在扬眉瞬目之间勉强修饰，结果只能是浮躁急迫，不免妄、伪。在朱子看来，只有平日涵养有素，才能在临事时远离暴慢鄙倍，取信于人。可以看出，在朱子看来，曾子这段话是表明涵养工夫的效验，而谢良佐等人将其理解为临事持守的工夫就错了。若如谢良佐所说，动、正、出便是做工夫的字，也即容貌要动，颜色要正，辞气要出。然而，“正”看起来“似方整顿底意思”，但“动”和“出”都是一般的行为描述，不是工夫。朱子在回答弟子问“如何用工”时便说，动、正、出临时可做，远暴慢、近信和远鄙倍非临时可以“凑泊”。

朱子自乾道九年便坚持这一“涵养有素”的效验说，但在庆元四年以后，他逐渐意识到仅强调平日涵养，会让人误以为在临事时不必着力操存。所以他修改了集注，重新强调了操存省察的重要性：“此三事……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但与谢良佐不同的是，动、正、出仍不能算作工夫，问题在“斯”字的理解发生变化。斯，不再被理解为“则”“自然”这种顺承介词，而是理解为“须”或“应该”。也就是说，不是动容貌自然远暴慢，而是说动容貌应该远暴慢。远暴慢、近信和远鄙倍都是修养的目标。

《集注》新旧的不同，为朱子后学所重视。朱子弟子陈淳对于程子及门人与朱子的说法进行了总结，分出三个层次。其一，曾子本意在“贵”字，动容貌以远暴慢为贵，正颜色以近信为贵，出辞气以远鄙倍为贵。而平日涵养与临事持守，都是程子门人自己添加的理解。其二，以平日涵养言，工夫在前半句，后半句乃效验。“斯”字，犹“绥之斯来”，谓其必能如此也。其三，以临事持守而言，则工夫在前半句之时，而归宿在后半句句。“斯”字犹“闻斯行之”之“斯”，谓其必要如此也。陈淳认为此二义皆曾子所未及。因此，他认为朱子《集注》旧本所谓“修身之验，非庄敬诚实涵养有素者不能”，是“平时涵养”之说；改本“修身之要，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则是“临事持守”之说。陈淳认为，平时涵养之说虽有根原，但工夫全在平日，有临事任其自然之弊，不如改本缜密，包含两者而无顷刻之违。陈淳调和诸家的意思非常明显，无非是要学者无处不用工夫而已。真德秀在《四书集编》中列举各家观点精华处，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许谦也认为工夫应无所偏废。

可见，南宋至元代的朱子后学，在理解曾子这段话时，有共同的倾向：一是对程门弟子和朱子的各种不同说法进行分类，指出其各自的侧重点，使它们可以并存，从不同的角度指导学者的工夫实践；二是区分曾子本意与程朱的理解，一方面说明程朱并未遵循曾子本意，另一方面也承认程朱有深化和拓展。尽管程树德认为，曾子这段话仅是针对孟敬子个人的告诫，以之为修身之要有过度诠释之弊，但宋儒的这些讨论毕竟丰富和深化了对经典的理解，而且对于后世道德修养实践具有更多指导意义。

(作者：焦德明，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