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书》给胡亥的形象打上了明显的洗白标签,读来像是野史笔记的既视感。许多学者将《赵正书》与《史记》各本纪列传进行对比后发现,虽然两者参考的史料可能源自同一本《秦纪》,但《赵正书》在叙事上明显夸张,因此史学界仍以《史记》为权威。毕竟司马迁可不是随便写写,他常年浸淫于石渠、天禄的金匮石室,手捧官方档案《秦纪》,才能写就《史记》,其学术根基不可小觑。
如果两者的参考材料同源,那么《赵正书》所说的内容,司马迁显然也有机会见到。而《秦纪》作为官方档案,自然会对胡亥的继位有所隐讳,哪怕是不正常继位,也会被包装成正常的继位程序,这与《赵正书》的口径大体一致。然而,司马迁最终选择采信沙丘之谋的说法,则说明他掌握了其他材料和证据,从而做出了独立判断。 司马迁出身关中史官世家,是秦国名将司马错之后裔,从崔杼弑君、赵盾弑君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秉持鲜明的史家气节。尽管《史记》采用传记体裁,但司马迁的个人操守让人相信,他不会在这种关乎国家大事的记录上随意造假。手握与《赵正书》同源的《秦纪》,他依然采信沙丘之谋,正说明他有自己独立而谨慎的判断。 我信司马迁,不信《赵正书》。尤其是在冯去疾身份、职务,以及他在京师的行动等具体细节上,司马迁引用《秦纪》毫无作假动机。更何况,《秦纪》并非史官的专属,他人亦可查阅,任何低级错误都会招来耻笑。因此,《赵正书》更像远离朝堂的野史笔记,很可能顺着胡亥继位诏书的口径而写,缺乏独立证据。 所谓沙丘之谋,就是始皇死后通过巧妙诏令立胡亥为天子,而《赵正书》提供的很可能仅是李斯与赵高欺骗世人的版本。在这段时间,始皇已驾崩。具体细节如史记所载,始皇曾有立胡亥之意,但蒙毅是否知道或劝阻,这些历史细节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司马迁手中沙丘之谋的材料来源,也非空穴来风。关中世家在汉朝依然活跃于朝堂,例如冯敬、李广等,他们本身就是秦将名门后裔,与司马迁交好,掌握的秦国高层秘闻,往往比《秦纪》表面记录更为丰富。从最后一次巡游路线来看,始皇在平原津染病,于沙丘去世,而柏人在沙丘西北方向。《赵正书》则说始皇在柏人才染病,并未提及中途驾崩,这与胡亥、李斯、赵高一派的口径十分契合。然而,如果始皇只是染病,依然前行至九原立胡亥,同时威慑蒙恬军,这种安排风险极高,也解释了车架放满臭鱼以掩尸臭的细节——这些记载极可能在随行士伍与官员中流传,而司马迁对这些细节的呈现,恰恰暴露了胡亥赵高一方信息的偏颇。 秦始皇建立的皇权没有制衡,胡亥能够顺利掌握如此权力便可见一斑。如果扶苏这类常规继承人上位,本可在不透支权威的前提下,进行政治转型。扶苏对关东采取怀柔策略,屡次规谏秦始皇,这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可能具备郡国并行的倾向,通过分封迅速积累声望与权威,同时与儒家合作,建立制度基础。在秦汉交替的短短几年间,制度迭变极为频繁,强弱交替皆为暂时,历史的复杂远非《赵正书》能单纯描绘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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