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浪潮正涌动，孙中山先生在党内同志与苏联专家的支持下，创办了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先生慷慨激昂地指出，黄埔军校的创立是为了培养革命军人，以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他形容黄埔军校是压迫人们和被压迫人们相互争斗中的产物，是漫漫长夜里的一个明星，是一线曙光下的革命营寨，仿佛为民族前途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期盼的那样，黄埔军校在早期便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左权、陈赓、徐向前、赵一曼等革命先辈，皆出自这片孕育革命精神的摇篮。黄埔军校不仅在军事训练上严格要求，更在政治思想教育上精益求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故事。政治部作为黄埔军校下设六大部门之一，肩负起全校师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使命，而这一职位也成为了许多革命者历练的重要舞台。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1924年6月13日，孙中山亲自签署任命书，将这一职务交付给长期伴随自己左右、理论功底深厚的戴季陶。戴季陶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及宣传部部长，精力分散，因此在政治部的工作上未能有所建树。他为黄埔军校第一首校歌作词，但因韵律不顺，词曲不合，未能广为流传。任职仅15日后，他便辞去一切职务。最终，1949年2月11日，当解放军攻入广州时，戴季陶在绝望中服药自尽，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人生。

紧随其后，邵元冲接任第二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6月22日戴季陶辞职当天，廖仲恺提议由邵元冲代理。邵元冲身兼多职，任职期间在省城与军校之间奔波，却未能深入师生之中，演讲内容空洞乏味，被学生戏称为催眠术主任，也引发不少不满。邵元冲本是暂时代理，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被任命为陪同北上的八大文随员之一，因此离职在所难免。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他在混乱中跳窗逃生，却被射伤，不幸两日后在陕西省立医院去世。

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早在邵元冲辞职之前，周恩来已被推荐回国任教，并于1924年9月抵达广州，担任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随着政治部主任职位的空缺，他在11月下旬正式接任。周恩来上任后，将政治部迁入军校，建立起完整而高效的工作制度，推动成立火星社、血花剧社等组织，扩大党在军校的影响力。在他的努力下，黄埔第一至第四期培养了近500名党员、团员及进步学生，为中国革命储备了大量骨干力量。1925年10月，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离开黄埔政治部，其在黄埔的贡献则成为历史丰碑。

继周恩来之后，卜士奇担任第四任政治部主任，兼任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中文翻译及蒋介石的俄文翻译。他工作繁忙，对政治部事务并未倾注太多心力，整整一个多月未能到岗履职，后来主要在国民政府各岗位工作。1949年离开大陆赴台湾，1964年5月24日病逝。

第五任政治部主任是包惠僧。周恩来离开后，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矛盾频发，甚至险些爆发武力冲突。包惠僧接任后，沿用周总理制定的制度，同时优化学习计划，减少学生自由时间，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他善于协调与教育长钱大钧的关系，使学生保持纪律。随着第二次东征的开展，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后因仕途波折曾短暂退党，1948年举家赴澳门，1949年回国，在新中国内务部任研究员、参事，1957年起担任国务院参事，直至1979年7月2日病逝北京，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成为珍贵历史资料。

第六任政治部主任是邵力子，黄埔军校秘书长出身，也属早期我党成员。他在任期间多是象征性巡视和演讲，未留下显著建树，随着北伐战争兴起，邵力子离开军校，继续在国民政府内部任职，1949年留在北京，后任政协常委、人大常委，直至1967年12月25日逝世。

第七任政治部主任是熊雄。1925年6月回国后，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东征胜利后出任副主任，1926年7月正式接任主任。熊雄注重学生思想建设，向学员灌输新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邀请毛泽东、鲁迅等人做报告。第五期学员许光达在回忆录中提到，熊雄吃苦耐劳，指明方向，鼓舞热情，使我们打到武汉、南京，战胜比我们实力更强的敌人。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屠杀，熊雄虽未立即被盯上，却被秘密逮捕，在深夜遭害，年仅35岁，壮志未酬，英名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