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记载的第一次诸侯结盟，发生在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三月。这次结盟的双方，一方是代行国政的鲁隐公，另一方是邾国的仪父。 《春秋》中的记载极其简略，仅仅一句话：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先来解读一下这里的地名。不同的经典文本中对这个地名的表述有所不同。《左传》称之为蔑，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写作眜。无论是蔑还是眜，发音都是miè，都指的是鲁国境内的姑蔑，位于今天的山东泗水以东。

那么，结盟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次会盟的意义在于，双方诸侯通过在姑蔑会面，彼此表达了友好的情谊。鲁隐公当时是代行国政的君主，而邾仪父还算不上是诸侯，他只是邾国的国君。邾国的情况，历史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邾国即是邹国，邾字读作zōu，位于今山东邹城一带，曹姓，曾是鲁国的附庸国，后来被楚国所灭。另一种说法是邾国的邾字读作zhū，其所在地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东南，同样是鲁国的附庸国，这一说法较为一致。第三种说法则出自《公羊传》，认为邾仪父是邾娄国的国君，而邾娄国在春秋时期早已失去了爵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邾仪父这个名字的含义。邾国的国君名叫克，字仪。父字是男子字后的一种美饰用法，或者可以理解为对名字的一个褒义修饰。因此，《春秋》并没有按照惯例直接称他为克，而是用了他的字仪，这是一种对他人格的肯定与褒扬。

在古代的《春秋》体制中，对不同人物的称呼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包括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种称呼的进退之法。称州不如称国，国不如称氏，氏不如称人，人不如称名，名不如称字，而称字则不如称子。而子则是最高的尊称，代表了一个人的爵位，如同会盟中的公（鲁隐公）。邾仪父的称呼使用字而非名，实际上是一种对他地位的尊重，也暗示他正在逐渐走向诸侯之列。 《谷梁传》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不称邾国国君的爵位而称其字的原因：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意思是邾国的地位在上古时较为微弱，并未受到周天子的正式封爵。所以，邾国未能获得正式的爵位，无法称为公之类的高位称号。

同时，《公羊传》则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解读，认为称字而不称名的原因是渐进也，这暗示邾仪父已经处于进入春秋后第一个与鲁国结盟的国君之列，象征着他的地位逐步提升。 对于这次诸侯结盟的具体仪式，按照当时的传统，盟约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的仪式来完成，包括杀生歃血，诅命相誓，以盟约束也，即用牛羊等牲畜作为祭品，进行血祭仪式，通过血盟誓言来保障双方的承诺。仪式中，参会者会割牲畜的左耳，盛放其血液，并将血液收集到一个称为敦的器皿中，最后进行盟约的宣告。这些仪式的正本会放在牲体上掩埋，而副本则由参与者各自保管。可见，结盟的仪式不仅严肃，而且极为神圣。

然而，《春秋》中的这次会盟最终未能如预期那样持续下去。《穀梁传》记载道：不日，其盟渝也。这意味着，尽管盟约在某种程度上被履行，但很快就被违背了。也正因为盟约未能得到完全履行，所以《春秋》并没有明确记载这次会盟的具体日期。 此外，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出土的铜器中，像敦这样的器物的形制差异较大，其中在湖北襄阳的九连墩古墓出土的敦就具有不同的造型。敦作为一种器皿，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礼仪功能，象征着权力和誓言的力量。

这段历史的背后，既有政治联盟的目的，也有古代军事文化中深刻的仪式感。通过这些仪式，古人表达了对盟约的严肃性与神圣性，但也暴露了历史上权力斗争和变动的不可预测性。这一切的变化和未完成的承诺，也反映了当时中原诸侯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