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开讲：唐代叛将的兴衰轨迹

自战国以来，文臣与武将逐渐分途，武将统领军队，成为国家官僚集团的重要支柱。进入五代时期，武人政治达到顶峰，流传至今的古话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政治逻辑——谁掌握兵权，谁就可能左右皇位归属。而五代群雄割据的局面，其实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与深化。因此，唐代可以说是中国武人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唐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二百九十余年间，叛将层出不穷，他们的行动与唐代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叛将的出现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中央集权、宦官专权、兵制变革、藩镇割据、骄兵悍将、财政改革等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这一特殊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唐前期的叛将，发生在李唐王朝从创建到兴盛的上升期。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平定各方割据势力，奠定了李唐基业。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即便经历武周代唐、韦后乱政，唐玄宗李隆基仍一扫前尘，开创开元盛世，唐王朝达到极盛时期。此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强，武将若有反叛，皇帝凭借中央正统名义即可兴兵讨伐，叛将几乎无力对唐廷构成实质威胁。唐前期的武将，虽掌兵权，但无法形成割据，对皇帝诏命几乎无法置若罔闻。

从武德元年（618）至天宝十四载（755），137年间唐前期共出现49名叛将。其中唐高祖与太宗各12人，高宗6人，武则天3人，中宗2人，玄宗（755年以前）14人。涉及民族包括汉族、突厥、棘鞠、高句丽、獠、龟兹、契丹、奚等。49名叛将中，汉族28人，占57.1%；少数民族21人，占42.9%。可见，虽然唐朝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但双方关系仍较紧张，少数民族首领时而叛乱，时而归顺，摇摆不定。唐高祖时期，作为王朝建立阶段，他以关中为基地，受隋恭帝禅位取得政权合法性，诸多隋末割据势力或被消灭，或被迫投降，成为唐朝属臣。

然而，这些割据势力具有强大的独立性，对唐朝廷只是名义上的顺从，一有风吹草动便容易趁机反叛，恢复独立。李轨、李密、刘季真、徐圆朗、高开道、辅公柘、张善安等隋末割据势力首领，便是唐高祖时期叛将的重要代表。进入唐太宗至玄宗时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让唐朝国力鼎盛，但皇位传承的不稳定仍是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叛将，多与皇位更迭、宫廷政变密切相关。唐太宗借玄武门之变登基，中宗凭神龙政变复位，唐睿宗因唐隆政变称帝，玄宗在先天政变中消灭太平公主势力。政变多依赖军队，尤其是驻守玄武门的禁卫军，使武将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斗争，政变失势者的党羽往往被扣上叛将名号，成为政治牺牲品。唐前期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因其骁勇善战，这些叛乱首领往往具有武将身份。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河朔武将，以讨诛杨国忠为名，举兵反叛唐廷，唐王朝陷入巨大动荡。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地方势力崛起，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开始显现。

唐后期，李唐王朝进入衰落期。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以奉恩命讨逆贼杨国忠名义起兵，战争持续八年，至代宗宝应二年（763）史朝义身死，部分叛将归降才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国力大损，黄河中下游民生凋敝，战火频仍。

安史之乱后，内有藩镇割据，不服诏命，外有回纥、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步步紧逼。地方节度使凭借军权割据一方，试图将土地传于子孙，中央不得不兴兵镇压，展开中央与地方的连番征战。天宝十四载至天祜四年（907）153年间，唐后期产生叛将111人。涉及民族包括汉族、杂胡、突厥、奚、高句丽、契丹、棘鞠、回鹘、沙陀、党项等。111名叛将中，汉族96人，占86.5%；少数民族15人，占13.5%。其中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叛将，直接挑战了唐王朝的专制中央集权。肃宗、代宗为安抚战乱，对安史降将采取分而治之，任命为节度使，藩镇割据由此拉开序幕。

德宗时期，唐朝战争频发，尝试削弱藩镇势力引发连串叛乱，朱滔、李忠臣、李楚琳等各地失意武将相继加入反叛。连年的叛乱让唐王朝几近灭亡，史称二帝四王之乱。随后，宪宗即位，采取强硬措施平定藩镇，使中央威信恢复，实现短暂中兴。穆宗时期的销兵政策又激起河北藩镇反弹，河朔三镇再度割据。敬宗、武宗、懿宗时期各类叛乱不断，最终庞勋之乱成为唐朝灭亡的导火索。

至唐末，中央对地方节度使的控制几乎丧失，地方藩镇不仅干涉中央事务，还扶植代理人进京争权，形成数个强势藩镇，不听王命，兼并临镇，扩张势力。东部的朱全忠与李克用为争夺河北多次开战，剑南王建不服昭宗命令，攻破成都，自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关中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联合其他节度使进犯长安，使昭宗迁都洛阳，最终被朱全忠所杀，哀帝亦被取而代之，中国自此陷入五代混乱时期。

唐代叛将产生的根源，可追溯至专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古代武将掌握兵权，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政权动荡的潜在威胁。唐代皇帝先以御史监军，后由宦官监军，严防武将势力膨胀。叛将凭借军权对抗中央，发动叛乱，失败后往往不得善终，其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

总结来看，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例子屡见不鲜。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淮阴侯韩信临刑前感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他道出了古代文臣武将的命运：建功立业容易，守成难，成就功勋往往伴随深重危机。历朝历代，皇权独尊，武将虽为平定天下的利器，却也是权力博弈中最危险的棋子。皇帝一方面依赖他们镇守疆土，一方面又防范他们的膨胀势力，利用与防范并存，贯穿了整个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政治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