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世纪初，契丹辽国和高丽这两个新兴政权的出现，标志着东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十一世纪后，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东亚博弈中的重要棋手，前者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中心，而后者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不容忽视的角色。由于领土和朝贡问题，契丹与高丽之间爆发了三次激烈的战争，最终两败俱伤，陷入困局。

要理解丹丽战争，我们不能忽视契丹和高丽之间的深厚恩怨。在这里，我们必须为契丹说几句公道话，契丹三征高丽并非后人所认为的单纯入侵，而是出于正当的自卫需求。

在契丹与高丽的最初交往中，双方曾是平等且友好的邻国。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辽太祖阿保机登基称帝，开始了他的扩张之路。而当时高丽的太祖王建也刚刚崭露头角，他以松岳大贵族出身，积攒了一定的实力，准备图谋上位。在他羽翼丰满后，他的目光也转向了同样崛起的契丹，欲与其结盟。于是，在后梁乾化五年（915年）十月，王建派使者送宝剑给阿保机，表示愿与契丹建立邦交。至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二月，阿保机称帝建立辽国。几个月后，王建也建立了高丽国。

当时，契丹面临南方中原五代政权的威胁，东北则与强大的渤海国接壤，东南与高丽相邻。高丽则面对着西隔海与五代政权为邻，北面是渤海，西北则是契丹，两国的疆域互相交错，彼此关系错综复杂。

两位太祖的雄心壮志，使得这一时期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阿保机的目光锁定了渤海国，图谋向东扩张。而王建则自诩为高句丽的继承者，他不满足于继承新罗的旧领土，而是梦想着将高丽的版图扩展到鸭绿江以北。当时，朝鲜半岛与中国交界的地理范围，是按照唐朝开元乙亥界约来界定的。

开元乙亥界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是唐朝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通过一纸诏书，将浿江以南的土地赋予新罗，确立了唐朝和新罗之间的边界。浿江，即今天朝鲜的大同江，是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从此，浿江以南是新罗的领土，浿江以北则属于唐朝，而这个边界也延续了几百年。

高丽建立后，王建便渴望先得鸡林（新罗）后收鸭绿的雄图，他不仅在三个月内便在平壤设立了大都护府，使其与开京并列，还在两年后将平壤改为西京，成为高丽北伐的基地。阿保机则将目光瞄准了渤海，企图向东扩展版图。辽天赞元年（922年）二月，阿保机向高丽派遣使者，赠送骆驼、马匹和毡布，显然这是他远交近攻的战略。辽天赞四年（925年）十二月，阿保机亲自率兵东征渤海，次年正月，成功灭渤海，并宣布大辽国全面接管渤海地区。

从理论上讲，契丹消灭渤海后，正式成为高丽的邻国，而浿江以北地区也归入了契丹的版图，契丹周边的部族纳入了朝贡体系。然而，由于渤海遗民的强烈反抗以及契丹国内的政局动荡，契丹并未能够完全控制与高丽接壤的区域，这为高丽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空间。

渤海灭国后，最不满的便是高丽。契丹与高丽的邦交关系日益恶化，高丽不仅单方面中断了与契丹的往来，而且开始大力接纳渤海遗民，帮助他们在高丽境内进行复国活动。与此同时，高丽也积极地向中原的五代政权伸出橄榄枝，企图通过联中制辽的战略削弱契丹的影响力。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唐朝封王建为高丽国王，标志着高丽首次获得中国王朝的正式承认。此后，王建吞并新罗和百济，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并开始与后晋建立了外交关系，意图通过与后晋的合作对抗契丹。尽管石敬瑭并未同意联手高丽，但高丽依然坚定了向中原政权靠拢的决心。 辽会同五年（942年），契丹再次派使者赠送骆驼给高丽国王。王建对于契丹的使者愤怒不已，公开斥责契丹背弃与渤海的盟约，消灭渤海的行为简直是禽兽之举。于是，王建将契丹使者三十人流放至海岛自生自灭，并将五十匹骆驼饲养至饿死，正式宣布与契丹断交。接下来，高丽的太子王武继位，即高丽惠宗，并继续维持与中原五代政权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辽太宗在加强南下中原的进攻同时，也未曾放松对东疆的控制。为了削弱东丹国的力量，辽太宗将大量渤海遗民迁往内地，加强了对东疆各部族的直接管理。然而，这一策略也导致了对朝鲜半岛北部的控制逐渐松懈，给了高丽进一步扩张的机会。高丽长期以来企图吞并鸭绿江至浿江一带的领土，撕毁已有的国际边界协议，以便扩大其疆域。 高丽清楚地知道，中原政权对其觊觎的地盘并不感兴趣，因此，便积极与五代政权接触，尝试联合中原的力量共同对抗契丹。正因如此，高丽在与契丹的关系日渐紧张的同时，也在加强对鸭绿江女真人的压制。 高丽的扩张和对契丹的挑战，最终引发了两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丹丽战争的爆发。随着这一战争的爆发，东亚的历史格局再次发生了剧变，契丹和高丽两大强国的博弈成了东亚历史中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