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之别，是胡之容貌，显与他种不同，而其不同之处，为“深目多须”；尔后，凡貌类西域人者，皆称胡人，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至北朝时代，胡人、汉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此点为治中古史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一）

《觀堂集林》烏程蔣氏密韻樓排印本

静安先生《西胡考》云：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海外东经》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又云:“昆仑山在西胡西。”白玉山及昆仑山，即今之喀喇昆仑。是前汉人谓葱岭以东之国曰西胡也。...... 是南北朝人亦并谓葱岭东西诸国为西胡也。西胡亦单呼为胡，《汉书·西域传》:“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逐水草往来。”是其所谓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

......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 唐人皆祖其说。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诸国皆谓之胡。

......故西域诸国，自六朝人言之，则梵亦为胡；自唐人言之，则除梵皆胡，断可识矣。是故以形貌言，则《汉书》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北史》言：“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又言：“康国人深目高鼻、多须髯。”颜师古《汉书注》言：“乌孙人青眼赤须。”《西域记》及《唐书》皆言“疏勒护蜜人并碧瞳”，均与波斯、大秦人相似。以言语言，则《汉书》言：“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

《西胡续考》则云：胡之容貌，显与他种不同，而其不同之处，则“深目多须”四字尽之。隋、唐以来，凡非胡人而貌类似者，亦谓之胡。（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

吕思勉先生《胡考》详论诸胡：匈奴为东方人种，昔之人无异辞也，夏穗卿撰《古代史》，始据《晋书·石季龙载记》，冉闵之诛胡羯，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而疑其形貌有类西方人，然未能言其故也。其后王静安撰《西胡考》、《西胡续考》，博徵故籍，断言：先汉之世，匈奴、西域，业已兼被胡称；后汉以降，匈奴寝微，西域遂专胡号；其见卓矣。顾又引冉闵诛胡羯，暨《季龙载记》崔约狎孙珍事，谓羯为匈奴别部，而其形貌为高鼻多须，则匈奴形貌可想 。盖匈奴之亡，鲜卑起而代之，自是迄于蠕蠕，主北垂者皆鲜卑同族。后魏之末，高车代兴，亦与匈奴异种。独西域人形貌与匈奴相似，故匈奴失国，遂专胡名，则非也。

......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其初貤以称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无以为别，故以方位冠之。乌丸、鲜卑之先，称为东胡是也。其后循是例，施诸西北，则曰西胡，曰西域胡。其但曰胡者，略称也。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惟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矣。

......王氏《西胡考》曰:“魏晋以来，凡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也。”其说是也，顾犹不止此。西域诸国，文明程度本高，故其器物之流传中国者亦伙，北族则无是也。

......唐世于四夷，凡貌类白种者，仍称之为胡。《旧唐书·杨元琰传》：元琰奏请出家，“中宗不许。敬晖闻而笑曰：向不知奏请出家，合赞成其事，剃却胡头，岂不妙也？元琰多须类胡，晖以此言戏之。”又《五代史·慕容彦超传》，谓其“黑色胡髯，号阎昆嵛”，皆可为证。《新唐书·高宗纪》，显庆元年，“禁胡人为幻戏者”。此胡人，亦必来自西域之白种也。（《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

先生论“隋唐胡化之残迹”：自金行失驭，五胡扰乱中原者垂三百年，至隋兴而后结其局。然谓隋唐之世，腥膻之迹，业已荡涤无余，则又不可。试观《唐书·宰相世系表》，其族类之出于胡者几何？【河南刘氏出于匈奴，独孤氏亦自托于匈奴，然不必可信。盖当时不独华夏，即匈奴亦以为较胜于北方储族，而攀附之矣。唐世潬氏明为铁勒，而亦自托于浑邪王，其明证也。元氏、长孙氏皆出拓跋，源氏出于秃发，明白无疑，宇文氏为南单于之裔，似非虚构，别见《字文氏先世》条。然臣属佚豆归之费野头氏，亦从其主称宇文氏，令狐氏又尝赐姓为宇文氏，则亦非尽南单于胄胤矣。宝氏自托于窦氏，其实即没鹿回尝赐姓曰纥豆陵。河南房氏自谓系出清河，使北虏留而不遣，虏族谓房为屋引，因改为屋引氏，后世随魏南迁，乃复为房氏，其实房之改为屋引不可知，屋引之改为房，则真耳。而侯氏之实为侯伏氏，河间张氏之实为比罗氏，于氏之实为万纽于氏，阎氏之实为大野氏。视此矣，京兆高氏自谓与北齐同祖，北齐之出渤海不可信，则京兆高氏之出渤海，亦不可信也。丙氏自托与李陵，兼援胡汉族于假托中，又别制一格。】而有唐一代用藩将尤盛。夫辅弼必资客族，则是族之政权，未尝见削也。战斗多恃藩将，则是族之武力未尝遂衰也。然则隋唐两代不过蹑九五而制幽夏者，不出舆族而已。谓汉族之文治武功已尽复两汉以前之旧，固不可也。抑隋唐先世皆出武川，其自托于汉族信否不可知，而其与异族关系之密，则不诬矣。谓其有以大异于北齐，吾不信也。（《吕思勉读史札记》下1134页）

《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寅恪先生述论：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竇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将李唐世系先后改易之历程及胡汉文化问题加以说明。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中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

自鲜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六镇鲜卑及胡化汉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渐染汉化，则为一善战之民族，自不待言。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舆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涂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复次，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明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庐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名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

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它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舆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

当时所谓杂种胡人者即指混合血统胡族，如哥舒翰等之例。但更详考史传，则知当时杂种胡人之称实径指昭武九姓月支种而言，如《新唐书》贰壹柒上《回鹘传》（参《通鉴》贰贰陆建中元年八月甲午张光晟杀突董条）云：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置产甚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

旧传之所谓杂种胡即九姓胡，可为确证。然则《旧唐书》之称安禄山为杂种胡人者，实指其九姓胡而言，又其目史思明为突厥杂种胡人者，殆以其父系为突厥，而母系为羯胡，故曰“突厥杂种胡人”也。

故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矣。尤可异者，即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此点自昔史家尠有解释。（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二）

瞿兑之先生博通经史，对两唐书，通鉴以及历代职官深有研究，《铢庵文存》载《日本之再认识》，论及胡汉：唐朝是民族大混合时代，而所谓中国人者，自帝室皇亲以至公卿大夫学士，下至兵卒，又无不羼有汉末以来各胡种的血液。所有风俗习惯都是混同的，甚至语言文字，早都带有变化的色彩。

其注释谓：元稹、白居易的诗，号称“元轻白俗”。元稹是拓跋氏之后裔，白居易也是九姓胡之一，魏齐以来，占籍太原。因为种族的关系，所以诗格也略与汉人不同。不信，再看元结也是如此。次山诗向来不与乐天相提并论，然而，据我看，都是朴素一路，不甚用词藻及典故来堆砌。尤其次山诗还带一点生硬，令人联想到耶律楚材的诗，好像外国人作汉诗，总免不了有些牵强。然则元白一路的诗，的确是带有外国味的。结果外国味的东西毕竟受人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自然不雕饰，容易为大众了解，所谓老妪都解也。凡文学之成为普遍性的文学，皆由于此。

据两唐书列传，元稹十代祖乃鲜卑族拓跋氏后魏昭成皇帝，六代祖岩，为隋兵部尚书；而白居易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

寅恪先生考释元白世系，认为：吾国中古之时，西域胡人来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论之价值。若世代甚远久，已同化至无何纤微迹象可寻者，则止就其仅余之标帜即胡姓一事，详悉考辨，恐未必有何发见，而依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之事例言之，(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则此类问题亦可不辨。故谓元微之出于鲜卑，白乐天出于西域，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后来乐天之成为牛党而见恶于李赞皇，其历史之背景由来远矣。（《元白诗笺证稿》）

寅恪先生治唐史，强调种族与文化乃关键之所在，尤以文化为重：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勇武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其义。（《柳如是别传》）

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 兹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鉴于此，今之读元白诗，而不读唐史，不从文化角度考量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

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自叙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试。及有罪谴弃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为文字有闻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刍芜，尘渎尊重。窃承相公特于廊庙间道稹诗句，昨又面奉教约，令献旧文。战汗悚踊，惭靦无地。

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句千余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

寅恪先生总结其为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此类实亦包括微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而往往流闻禁中。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 与元稹书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足见其歌诗流传之广。

元稹为居易集序也言及元白诗歌流传甚广：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元白此类诗之广播流行，风靡当日又可知矣。斯即李戡斥为“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于人间，书于屏壁，子父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者。（樊川集玖李戡墓志铭）而叶石林于避暑録话三驳之云：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既谓淫言媟语耶？

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

《元白诗笺证稿》论及元白诗歌之异化，例如，《琵琶引》：“乐天诗中疑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新乐府》：“微之法曲篇末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颇嫌硬涩未融。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法曲 》：此诗之华夷音声理论与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复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若以史实言之，则殊不正确。……霓裳羽衣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开元之世治民康与此无涉，固不待言也。《教坊记笺订》大曲名云：法曲首推霓裳羽衣曲为冠冕，堪称唐代千万乐舞中之典型作，地位极高。再则堪认为有唐一代之国歌、国乐、国舞者，乃赫赫三百年之久之破阵乐是。

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辨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

从元白赋《新乐府》，即可看出文化影响，如寅恪先生言：微之赋新题乐府，其不及乐天之处有二：（一）为一题涵括数意，则不独词义复杂，不甚清切，而且数意并陈，往往使读者不能知其专主之旨，注意遂难于集中。故读毕后影响不深，感人之力较一意为一题，如乐天之所作者，殊相悬远也。（二）为造句遣词，颇嫌晦涩，不似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且乐天造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间杂，微仿古乐府，而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微之所赋，则尚守七言古体诗之形式，故亦不如乐天所作之潇洒自然多矣。夫微之作品此二病，若无乐天作品存在，似亦难发见。

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而于梦得之诗，倾倒赞服之意，尤多于微之。...... 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非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白氏《长庆集》贰《和答诗十首序》云：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指元微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乐天自言其与微之诗文之病，在辞繁言激。故欲删其烦，而晦其义。此为乐天有自知之明之真实语也。考此序作于元和五年,乐天时年三十九,方在壮岁,乃元白二公诗文互相受影响最甚之时期。及大和五年微之卒后，乐天年已六十。其二十年前所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乐天之所以倾倒梦得至是者，实职是之故。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若不然者,乐天固一世之文雄，自负亦甚不浅，何苦于垂暮之年，而妄以虚词谀人若此乎？......而乐天晚岁诸作，恐亦欲摹仿之而未能到。此则非天才有所不及，实性分有所不同。（《元白诗笺证稿》）

元白诗“辞繁言激”，是否受胡化影响，性分所至，也未可知。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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