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发奎来说，1932年到1935年这段欧美游历的时光，几乎成了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记忆。1932年10月，在两次请缨率部北上援救马占山部，和一次请缨支援第十九路军无果之后，张发奎带着心灰意冷的情绪离开了祖国，踏上了前往欧美的旅程。虽名为考察军事，实则是在情感和精神上自我放逐的开始。美国的游历，意外地为他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在美国，张发奎遇到了一位名叫雅仑的医生。这位医生拿出一只家传的酒杯，盛满了白兰地，郑重地对他说：在我有生之年，如果你能打败日本，我愿意把这只酒杯送给你。张发奎没有多做思考，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抗战胜利后，雅仑果然将酒杯交给了张发奎的弟弟张勇斌，带回了祖国。这份深情，深深刻在张发奎的心里，成为了他坚持抗战的动力之一。

然而，张发奎的旅程并没有因此而顺畅。在德国，一位历史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有4亿5千万人，而日本仅有7000万，为什么日本的部队只派出128名骑兵，就能占领你们热河省的省会承德？这一问题让张发奎无言以对，内心的羞愧和无奈油然而生。更有一次，张发奎站在酒馆外，看着橱窗里那些奇形怪状的酒瓶，酒馆主人走了出来，看到他对这些酒感兴趣，便说：这里的酒有很多，但我们不卖给中国人。张发奎询问原因，这位德国老人回答：如果你是中国人，请你回去与日本人战斗，把他们赶走后，这里的酒你可以随便喝。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张发奎，他意识到，尽管中国身处困境，世界上仍然有一些支持中国抗战的人，这使得他更加坚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张发奎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右翼部队指挥官，驻守浦东。在此期间，张发奎对蒋中正的决策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反对将原本用于驻守吴福、澄锡两条国防线的部队调往淞沪战场，认为这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没有足够的海空军配合，且部队集中在狭小的区域，会造成巨大伤亡。然而，张发奎的建议未被采纳。客观来看，将日军的由北向南战略改为由东向西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决策，这样不仅能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拖入南方的河网地带，还能为抗战大本营迁移到重庆争取时间。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却存在一些失误。首先，蒋中正错误地期待通过中国部队的顽强抵抗博得国际同情，并依赖国联出面调停，导致贻误战机；其次，将防守吴福、澄锡两条防线的部队调走，失去了纵深防御，战败后更是难以收场。 在武汉会战中，张发奎作为第2兵团总司令，负责防守九江。九江地处长江和鄱阳湖之间，周围三面环水。张发奎负责沿长江和鄱阳湖一线防守，然而，这样的部署在当时却存在严重的问题。白崇禧和张发奎都认为，这一防守部署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纵深阵地，这在面对日军的攻击时，显得极为脆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当时长江和鄱阳湖的水位较高，日军的舰船可以轻松溯江而上，压制中国防线的火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炮兵支援，这种防线极其容易崩溃。而张发奎手中的炮兵只有一个炮团，根本无法支撑纵深防线的部署。

尽管如此，张发奎并没有束手待毙，他在一线和马回岭之间设置了二线阵地，并把炮团部署在那里。张发奎的计划是，如果长江和鄱阳湖的防线被突破，就指挥部队迅速撤退到黄老门阵地，依托这里的防御工事与炮兵继续抵抗。然而，这个部署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及时向第9战区报告这一安排。当日军突破了前线阵地后，张发奎按照计划开始撤退，但由于未能及时向上级汇报，导致了误解和混乱。 张发奎在撤退过程中，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他没有按照命令让第4军增援九江。蒋中正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认为张发奎保存粤军实力、故意不让第4军到一线作战，这成了他被蒋中正指责的一个罪名。最终，蒋中正通过薛岳通知张发奎，要求他停止撤退，必须服从第9战区的统一安排。由于张发奎的抗命，蒋中正将其部队交由薛岳统一指挥。 在武汉会战后，张发奎因抗命被蒋中正暂时闲置，而薛岳却因明目张胆地抗命，反而获得了蒋中正的更高信任，成为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或许正如蒋中正所认为的那样，张发奎的抗命虽然初衷并非恶意，但方式上的不当和未及时沟通，造成了暗抗的印象；而薛岳则显得更加果敢和高效，这才使得他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权力。 张发奎和薛岳，虽然同为抗战名将，但由于性格和处事风格的不同，张发奎在战场上的一些决策和行为，反而成为了他被蒋中正架空的原因。而薛岳，则因为明确的抗命和及时的应变，最终被蒋中正提拔为重要战区的指挥官，成为蒋中正真正的得力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