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心永续：读懂“古今叠压”的广州样本
□孙英民
立春，万物复苏。在这美好时节，我受邀来到广州，参加由羊城晚报社主办，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协办的“城心永续·春启岭南——‘广州’得名1800年城市考古研讨会”，深感荣幸。
广州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考古学的宏大版图中，城市考古是最为复杂、信息量最大、也最能产出重大成果的领域。以往，世人目光常聚焦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开封等著名“古都”。与它们相比，广州虽未做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仅长期作为郡治所在地，但它在城市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所展现的“广州样本”，在行业内有口皆碑。
“城心”的双重含义：是地理格局，更是城市灵魂
何谓“城心永续”？我理解“城心”有双重含义。
第一重是地理概念上的“城心”。从秦汉设郡、番禺为治，两千多年来广州的城市中心始终未移、城址未迁。我们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可见秦代的瓦当、南越国的宫殿、南汉的苑囿和宋代的官署等，历史遗存层层叠压。就在我们脚下，古老的中轴线与现代繁华商圈完美重叠，这放诸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亦属罕见。
第二重是精神层面上的“城心”。城市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广州的“魂”，源于这两千多年坚守的“城心”，并在此代代相传。广州人生活于此，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增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自豪感。
作为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广州的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它不同于那些遗址在荒野、可从容发掘的“荒野型”古城，也不同于西安那种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搬家”、主城址发生偏移的古都。广州是“活”的，历史与现实在同一空间维度层层叠加。要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城市核心区进行考古发掘殊为不易。
然而，广州的考古同行们做到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也要感谢张强禄院长等带领的这支新一代队伍。他们常年坚守一线，手持考古小铲，一铲一铲发掘，于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拼拼图般将广州的历史面貌拼缀得日渐清晰。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到北京路千年古道，到光明广场下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凡此种种，勾勒出广州两千年的历史长卷，构建了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广州样本”。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为城市叠压文明的厚度、涵养市民的文化自觉，这种对根脉的守护，深刻塑造了城市的品质与气质。
他山之石：从洛阳“中轴线”看城市气质重塑
作为一名在河南文物战线耕耘多年的“老兵”，我深知“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与保护之艰辛，亦深味其价值。在此，我想分享洛阳的一些经验。
洛阳的隋唐城，同样是一座“古今叠压型”城市。当年的洛阳是重工业基地，遗址之上曾密集覆盖厂房与民居。为了保护、展示隋唐洛阳城的历史风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倾注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整体搬迁，比如洛阳玻璃厂；也包括对一些现代公共机构及居民区的协调搬迁。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但也正因这种“舍得”，我们保住了“九州池”这样的皇家宫苑遗址；我们发掘了定鼎门、天津桥、应天门等遗址，探明了中轴线上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与形制……
20多年持之以恒，洛阳成功地将隋唐城的“中轴线”在考古学意义上重新呈现。从龙门（伊阙）开始，往北望去，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应天门、明堂、天堂，直至宫城玄武门，这条中轴线不仅被逐步贯通，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条经系统考古发掘、有确凿证据链支撑并保留下来的历史中轴线。
正是这条中轴线，撑起了隋唐洛阳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的宏阔格局，使其成为中国都城建制史上的巅峰之作。
考古遗址的再现对城市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仅改变了洛阳的城市面貌，更重塑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当历史的轴线重新贯通，城市的文化底蕴便不再仅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成为可感可知、可为之自豪的实体存在。
广州同样拥有一条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中轴线。从越秀山到珠江，这条中轴线见证着广州的生长。我听说，广州也在积极探索中轴线的保护与展示，这非常有必要。
将历史的记忆刻在大地上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于广州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我对它的考古工作寄予厚望。
当然，在城市建设的洪流中，想要把所有发现的遗址都原址保留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有选择。对此我有一点建议：即便保不下所有的遗址，也请不要让它们默默消失。我建议，在每一个重要考古发现的原地点，都留下我们今天考古人的“记载”——它不仅要写在报告里，更要写在大地上。
能不能建一个碑亭？能不能竖一块碑？哪怕只是在一块铺在地上的自然石上刻上几行字，告诉后人：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在这挖过什么、发现了什么。这样，当人们走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些星星点点的“记事碑”，再结合我们考古绘制的“一张图”，就能在脑海中拼出城市的“生生不息”。
“考古前置”的广州模式是成功的，而如何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则是一篇更大的“文章”。希望广州的同行们继续守土有责，用小铲子挖出大历史，让“城心永续”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永恒坐标。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
城心永续：读懂“古今叠压”的广州样本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2月13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孙英民
□孙英民
立春，万物复苏。在这美好时节，我受邀来到广州，参加由羊城晚报社主办，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协办的“城心永续·春启岭南——‘广州’得名1800年城市考古研讨会”，深感荣幸。
广州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考古学的宏大版图中，城市考古是最为复杂、信息量最大、也最能产出重大成果的领域。以往，世人目光常聚焦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开封等著名“古都”。与它们相比，广州虽未做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仅长期作为郡治所在地，但它在城市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所展现的“广州样本”，在行业内有口皆碑。
“城心”的双重含义：是地理格局，更是城市灵魂
何谓“城心永续”？我理解“城心”有双重含义。
第一重是地理概念上的“城心”。从秦汉设郡、番禺为治，两千多年来广州的城市中心始终未移、城址未迁。我们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可见秦代的瓦当、南越国的宫殿、南汉的苑囿和宋代的官署等，历史遗存层层叠压。就在我们脚下，古老的中轴线与现代繁华商圈完美重叠，这放诸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亦属罕见。
第二重是精神层面上的“城心”。城市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广州的“魂”，源于这两千多年坚守的“城心”，并在此代代相传。广州人生活于此，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增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自豪感。
作为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广州的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它不同于那些遗址在荒野、可从容发掘的“荒野型”古城，也不同于西安那种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搬家”、主城址发生偏移的古都。广州是“活”的，历史与现实在同一空间维度层层叠加。要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城市核心区进行考古发掘殊为不易。
然而，广州的考古同行们做到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也要感谢张强禄院长等带领的这支新一代队伍。他们常年坚守一线，手持考古小铲，一铲一铲发掘，于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拼拼图般将广州的历史面貌拼缀得日渐清晰。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到北京路千年古道，到光明广场下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凡此种种，勾勒出广州两千年的历史长卷，构建了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广州样本”。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为城市叠压文明的厚度、涵养市民的文化自觉，这种对根脉的守护，深刻塑造了城市的品质与气质。
他山之石：从洛阳“中轴线”看城市气质重塑
作为一名在河南文物战线耕耘多年的“老兵”，我深知“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与保护之艰辛，亦深味其价值。在此，我想分享洛阳的一些经验。
洛阳的隋唐城，同样是一座“古今叠压型”城市。当年的洛阳是重工业基地，遗址之上曾密集覆盖厂房与民居。为了保护、展示隋唐洛阳城的历史风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倾注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整体搬迁，比如洛阳玻璃厂；也包括对一些现代公共机构及居民区的协调搬迁。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但也正因这种“舍得”，我们保住了“九州池”这样的皇家宫苑遗址；我们发掘了定鼎门、天津桥、应天门等遗址，探明了中轴线上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与形制……
20多年持之以恒，洛阳成功地将隋唐城的“中轴线”在考古学意义上重新呈现。从龙门（伊阙）开始，往北望去，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应天门、明堂、天堂，直至宫城玄武门，这条中轴线不仅被逐步贯通，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条经系统考古发掘、有确凿证据链支撑并保留下来的历史中轴线。
正是这条中轴线，撑起了隋唐洛阳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的宏阔格局，使其成为中国都城建制史上的巅峰之作。
考古遗址的再现对城市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仅改变了洛阳的城市面貌，更重塑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当历史的轴线重新贯通，城市的文化底蕴便不再仅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成为可感可知、可为之自豪的实体存在。
广州同样拥有一条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中轴线。从越秀山到珠江，这条中轴线见证着广州的生长。我听说，广州也在积极探索中轴线的保护与展示，这非常有必要。
将历史的记忆刻在大地上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于广州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我对它的考古工作寄予厚望。
当然，在城市建设的洪流中，想要把所有发现的遗址都原址保留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有选择。对此我有一点建议：即便保不下所有的遗址，也请不要让它们默默消失。我建议，在每一个重要考古发现的原地点，都留下我们今天考古人的“记载”——它不仅要写在报告里，更要写在大地上。
能不能建一个碑亭？能不能竖一块碑？哪怕只是在一块铺在地上的自然石上刻上几行字，告诉后人：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在这挖过什么、发现了什么。这样，当人们走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些星星点点的“记事碑”，再结合我们考古绘制的“一张图”，就能在脑海中拼出城市的“生生不息”。
“考古前置”的广州模式是成功的，而如何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则是一篇更大的“文章”。希望广州的同行们继续守土有责，用小铲子挖出大历史，让“城心永续”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永恒坐标。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