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上皇帝后，心里就没踏实过。他自己是武将出身，靠着手下兄弟拥护，才从后周手里夺了江山，看着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越想越慌——生怕哪天别人也照猫画虎，把他的皇位抢了去。

登基后的第二年，公元961年，他找来了心腹谋士赵普，开门见山问他：“五代以来，天下乱成一团，换了好几个朝代，怎么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赵普一句话点透了病根：“原因并不复杂，就是藩镇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住武将，君弱臣强罢了。”随后他给了赵匡胤一副“药方”：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这十二个字，赵匡胤听进去了，后来成了削藩政策的总纲领。

要注意的是，《太平年》里虚构了司马浦这个人物，由他提议削藩，并以死谏推动剧情，但真实历史上献策的是赵普。

具体在执行时，赵大没有操之过急，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徐徐图之。

第一步，夺行政权。 先让节度使管不了地方上的事。以前节度使兼着好几个州的刺史，现在只准管自己驻扎的那个州，其他州派文官去当"知州"，直接向中央汇报。这叫"罢领支郡"。

第二步，掐钱袋子。 派转运使到各路，把地方税收统统收上来，只给节度使留点生活费。以前节度使能截留赋税、自己做生意发财，现在全断了。没钱，就养不起私兵。

第三步，收编精兵。 这是釜底抽薪。朝廷派人到各地挑选精锐士兵，登记造册送到京城，编入禁军。入选的给高薪、分房子、帮娶媳妇，彻底变成皇帝的人马。地方上剩下的老弱残兵，只配干杂活，打仗指望不上。

这三步走完，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没权、没钱、没兵。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

公元969年，赵匡胤摆了顿酒，请石守信、高怀德这些老兄弟来喝。酒酣耳热之际，他开口了：你们位子太高，钱太多，我睡不着啊。不如交出兵权，回家置办田产、享受富贵，咱们结为儿女亲家，互不猜疑，多好？

话说到这份上，谁还敢恋栈？第二天，这帮开国功臣纷纷称病辞职。这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实际上削藩并不是表面上这么风轻云淡，很多艰难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地雷”都排得差不多了。节度使们即使想动，也动不了，大家都很识趣，配合着演好了最后一场戏。

赵大用的这剂药确实管用。宋朝三百年，内部没出过像样的兵变，武将造反彻底成为历史。赵普的十二字方针，加上后来完善的"更戍法"（军队定期换防，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把武将造反的路子堵得死死的。

但是，副作用很快就显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大。

最明显的就是军队战斗力拉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的时候，将领根本指挥不动士兵，士兵也不愿意为不认识的将领拼命。崇文抑武过了头，武将地位低到尘埃里，动不动就挨文官的整。文官掌权虽然造不了反，但很多文官不懂军事，却要指挥打仗，越指挥越乱。对外打仗几乎是屡战屡败，总被辽、西夏、金欺负。

再是官僚机构臃肿。 为了分权，宋朝叠床架屋地设机构。宰相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互相扯皮。地方上转运使、提刑官、安抚使各管一摊，谁说了都不算。官员越设越多，效率越来越低，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还有就是地方权力太弱。 强干弱枝，干是强了，枝弱得风一吹就断。地方没钱养兵，遇到灾荒、民变，只能干瞪眼等中央救援。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地方州府几乎毫无抵抗能力。

这些问题，宋朝皇帝不是没看见，也想过办法。

宋仁宗时，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想裁冗官、整顿军队，没搞成。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力度更大：保甲法想重建民间武装，将兵法想固定将领和士兵的配对，省兵法想裁掉老弱。但变法触动利益太多，新旧党争几十年，很多措施半途而废。

南宋被逼急了，一度允许岳飞、韩世忠自己募兵，这才有了能打的“岳家军”“韩家军”。但朝廷骨子里怕武将，等局面稍缓，立马夺兵权、杀岳飞，回到老路上——同样是强干弱枝，赵构比赵匡胤的手段可要差远了，心理则要阴暗得多。

说到底，作为开国之君的赵匡胤，用这剂药为的是治"内乱"，防武将造反。对外？那只能忍。辽国占着燕云十六州，宋朝打不下来，只能花钱买和平；西夏闹腾，也花钱打发。这套制度设计之初，就没打算让军队对外硬气。

有时候，一剂药能治眼前的病，却埋下长远的病根。赵匡胤用的药方，副作用很大。留下的问题怎么办？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如果后人不行，那就很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