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曹操推行屯田，本质上是镇压农民革命军后的一种政治和军事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田客与田兵遭受了极为严苛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屯田制度的实施，几乎不可能改善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人提出，曹操的屯田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而且百姓也不再缺粮，这一说法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其合理性。

首先，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屯田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黄巾起义失败后，曹操之前，傅燮、公孙瓒等在汉阳（今甘肃境内）、易京（今河北境内）先行屯田，而在曹操之后，孙吴与诸葛亮也在各自辖区内实施屯田。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粮供应。曹操屯田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设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来管理，因此成效较为显著。邓艾曾说：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南齐肖道成也曾言：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北魏李彪进一步指出：魏氏以兵粮乏，则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史书虽有夸张成分，但屯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粮供应压力，并减少了运输劳役的负担，这是可信的。 然而，即便如此，曹操所面临的现实仍异常严峻。洛阳，作为东汉首都，曾经繁华无比，但到了汉末，军阀混战将其毁为瓦砾堆。曹操多次经过此地，也未能进行大规模修复。即便到曹丕即位为帝，洛阳依旧都畿树木成林。王昶在担任洛阳典农时，虽指挥田客开荒垦田，取得一定成绩，但京师地区仍然荒芜，所谓建安年间各地州郡屯田成就巨大，其实未免夸大。傅玄所说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也存在疑问。《资治通鉴》记载，前秦苻坚统治区域与曹魏相仿，亩产可达三十石至百石。元人胡三省早就批评：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傅玄所称的屯田亩产，或许只是集约式小块地的结果，在当时广泛施行的棍棒纪律下，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傅玄在同一奏疏中批评魏初未留意于水事，这一点被研究曹魏屯田的人们常常忽略。曹操虽曾因行军与运输治河多次，但为屯田修水利却寥寥无几。《魏志》中大量水利建设记载，多发生于曹操死后，且水利与屯田直接关联有限。水利是农业命脉，若仅拼命抓粮而不重视水利，即便是封建统治集团也难以普遍提高农业产量。曹操典农播种耐旱稗子为食，更是粗放耕作、不注重水利的一个旁证。 关于屯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直接记载寥寥，我们只能从侧面补充。因屯田劳动者多为强制徙民，一开始便遭激烈抵制。有人认为曹操采纳袁涣建议，采取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的方针，获得民众拥护，但这无异于为封建统治者粉饰太平。如果真是如此，屯田民耕作就不存在超经济强制，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何况，袁涣的建议提出于建安初，但之后仍然存在强制徙民。建安中，曹操迁淮南民十余万户渡江奔吴，若非强迫性迁徙，这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怎会发生？建安二十年，曹操南征汉中，郑浑为京兆尹，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对少数未逃的特别嘉奖，可见逃亡者众多，徙民生活艰辛。曹操死后，魏之屯田依然依靠强制徙民，田客与屯田民的生活苦痛可想而知。屯兵士人更因身分特殊而承受更多苦难，一些官员甚至直言屯兵怨旷积年。法律严苛，逃亡者家族受连坐处罚，曹操还意图更重其刑，可见屯田劳动者生活绝非富足。 曹魏政权依据强兵足食的需要，采取军事手段勒迫劳动者，强制迁徙屯田，对农民征收高额地租、摊派繁重赋役，这是封建政权对革命人民的最严厉打压。压迫带来反抗，越压迫反抗越烈。建安初至曹操去世前，各地农民反抗接连不断：广陵郡海西、淮浦二县起义；庐江陈策等数万人起义；长广民从线、王营等数千人起义；汝南瞿恭、沈成起义；山东郭祖起义；幽州赵犊起义；长广人管承起义；庐江陈兰、梅成、雷绪起义；太原商曜起义；河间田银、苏伯起义；关中刘雄起义；淮南滨江民渡江奔吴；陈仓吕并起义；东莱民起义；南阳吏民抗役起义；陆浑人孙狼抗役起义……

这些反抗，延续了汉末黄巾军的斗争精神，是对曹操封建政权反攻倒算的坚决回应。屯田劳动者在这些起义中占据重要角色，他们的斗争主要针对赋役剥削，充分显示了曹操行屯田期间人民生活的极度困苦。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奋起反抗，曹操的屯田制度与汉末农民战争的利害关系，由此清晰可见。 结语 总之，曹魏政权依据强兵足食的军政需要，强制劳动人民迁徙异乡屯田，征收高额地租，摊派繁重赋役，是对革命人民的最严厉报复。众多反抗斗争本质上仍是汉末黄巾起义的延续，其中屯田劳动者是核心力量。他们一次次奋起反抗，充分揭示了曹操屯田并未改善民生，而是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展现了被压迫者不屈的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