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前期，如同一匹横扫千里的铁骑，所向披靡，八旗兵勇曾从黑龙江的寒风里杀到缅甸的萨尔温江，从辽阔的蒙古草原一路征战至帕米尔高原，疆域广阔，气吞万里。清朝不仅吞并了蒙古，还平定了新疆、稳固了西藏，开疆拓土堪比秦始皇、汉武帝的壮丽篇章。在乾隆年间，国家版图扩展至1200多万平方公里，内外蒙古全面纳入清朝的统治，政府建立了盟、旗的管理体制，直接管辖新疆的伊犁地区，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以完善对西藏的治理。这一切标志着清朝在对边疆的管理上超越了前代，开始具备现代国际法所确认的主权内涵。

然而，到了晚清，西方列强崛起，殖民主义风暴席卷东方，清朝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边疆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涌现出两位英雄人物，勇敢地捍卫国家领土，重夺失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民族英雄左宗棠。年逾花甲的左宗棠在众多反对声中坚持收复新疆，甚至上演了那段“抬棺西征”的壮丽篇章，深深激励了无数国人捧起保家卫国的决心。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时雷霆万钧，果断出击，尤其是在平定陕甘回乱时，他被称为“左屠夫”或“左剃头”，杀伐决断，让无数太平军死于其手。然而，这些瑕不掩瑜，左宗棠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

然而，清朝末年，另一位历史人物赵尔丰的英雄事迹，尤其是在西藏和川边的治理，却鲜有提及。很多人知道他因为“成都血案”而历史定格为“暴君”，却忽略了他平定西藏和川边的丰功伟绩。在历史的书写中，左宗棠因功不言过，而赵尔丰却因过不言功。民国时期，章士钊和李思纯两位名人对赵尔丰的评价便透露出不为人知的一面：

章士钊曾称：“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李思纯也评价道：“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这些评价展现了赵尔丰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和治边的能力。

赵尔丰出身于汉人家族，父亲是进士，兄弟中有多人也出将入相，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更是东三省总督、民国的国史馆馆长。尽管他家族才俊出众，但赵尔丰却屡次科举未中，心灰意冷之下，他只得捐官入仕，最终在广东担任了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成为了科举未能成材的英才之一。

1888年，赵尔丰调任山西永济县令，开始了他在地方的仕途生涯，凭借聪明才智，他迅速赢得了山西巡抚锡良的赏识，并因此进入了清朝的高层视野。随着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跟随其后，担任了多个职务，并开始处理川边藏区的事务。

到了清朝晚期，英国在印度、缅甸等地的势力逐渐扩展，西藏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1888年英国入侵西藏，1903年底，英国再次发动入侵，这次名为“荣赫鹏侵藏战”。在此期间，西藏的大喇嘛土登嘉措擅自出走蒙古，试图借助俄国的力量反抗清朝。清廷不满其行为，决定剥夺土登嘉措的宗教领袖地位。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西藏逐渐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面对西藏的乱局，赵尔丰上任后，迅速开始了对川、藏边区的整顿工作，尤其是在巴塘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强化了对藏区的控制。

在此期间，西藏的局势逐步恶化，土登嘉措回到拉萨后，藏区部分上层开始向英方靠拢，甚至有意谋求独立。为应对这一局势，赵尔丰在1905年5月爆发的巴塘事变中，采取了果断的军事手段，彻底击败了巴塘土司和当地喇嘛势力，稳固了川藏边的局势。

赵尔丰不仅在川边实施了改土归流的政策，还大力推进了屯垦、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通过削弱土司的权力，整顿社会秩序，保障了边区的稳定与发展。1906年，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继续推行自己的治边方略，实施更为严密的控制。

然而，赵尔丰的治边手段虽有效果，却引来了极大的争议。他在西藏的强硬政策以及在川边打击土司的手段，令许多地方势力感到威胁。1909年，赵尔丰率领军队进军西藏，面对藏军的抵抗，他毫不手软，最终占领了拉萨。此时，清廷却对于他过于急功近利的改革产生了担忧，未能支持他彻底解决西藏问题。

1911年，赵尔丰因“成都血案”而遭遇声讨。当时，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赵尔丰一开始支持民众的诉求，但在清廷压力下，他改变了立场，采取了镇压手段。这一举动引发了更大的民愤，最终导致了四川的全面反叛。11月，赵尔丰在四川的军政形势急剧恶化时，被新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公审，并当众斩首。

尽管赵尔丰在晚清的治边成就无可忽视，他为西藏和川边的稳定所付出的努力也值得称道，但他最终的悲剧命运却是历史给予他的巨大讽刺。陈渠珍感慨道：“赵尔丰开疆拓土与左宗棠同功，而食报却截然不同，这样的命运，何其不可理解。”无论如何，赵尔丰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也让我们对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充满了复杂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