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2.0：如何沟通过去与现在》，[英] 海伦·卡尔 / [英] 苏珊娜·科普斯科姆 主编，修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版，345页，72.00元

海伦·卡尔（Helen Carr）、苏珊娜·利普斯科姆（Suzannah Lipscomb）主编的《历史是什么2.0：如何沟通过去与现在》（What Is History, Now? How the Past and Present Speak to Each Other，2021，修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无疑是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的致敬之作，1961年卡尔在剑桥大学特里威廉讲座做了一个系列演讲，他将其命名为“历史是什么”。在他看来，历史事实就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一样，按照历史学家所期望的方式被陈列，基本上都是诠释的产物。海伦和苏珊娜主编的这本合集的书名在“历史是什么”之后加上“现在”，明确表明了是卡尔当年那本著作的升级版。卡尔是海伦的曾祖父，对她的影响当然很大。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的确曾经是许多历史学者与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影响很大。在我的《历史是什么？》（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和《历史的灵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2023年4月）的章节题词上都写着卡尔那段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的名言。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对于卡尔《历史是什么》引起的争议和影响有过比较清晰的评述。他认为这是一部引发巨大争议的著作，卡尔作为局外人的身份——比较晚才开始专门的历史写作，之前更多是以国际关系研究而闻名——颇有点挑衅意味，对专业的研究人员也表现出轻蔑态度。另外，这本在冷战背景下写作的书还打下了政治背景的烙印，卡尔本身很同情苏联，也相信亚非地区的独立能够实现。他认为卡尔这本书中的一些论题在今天已经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今天历史研究的许多特色论题在这本书中甚至连提都未提到。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历史是什么？》为人们持续关注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事实上确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研究，也就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做出反思，当时很多专业历史学家比较少这样做，他提出的问题塑造了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氛围；二是它所传达的最明确和最紧迫的信息仍然具有很大的适用性，由于历史是一种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的对话，因此在历史研究的所有层面上，现实都会影响对过去的重构。总之卡尔的观点确实具有创新性，在它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历史学流派，着力去从事有现实需求的历史研究，很难说是偶然的。在这种意义上，今天历史学的理论形态无可置疑地受到了卡尔的影响（参见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第三版序言”，第1—3页）。我在写那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小书《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就是特别看中卡尔极为简洁地把“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以“相互作用”和“对话”概括出来，深感这是关于历史与历史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睿智而又通俗的表述，从而使历史学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海伦在“前言”中说：“本合集中的文章都受到过《历史是什么？》的启发，它们都是对卡尔不朽杰作的致敬，同时也向那些曾被历史（以及我们谈论历史的方式）排除在外或是边缘化的议题抛出了橄榄枝。《历史是什么2.0》高声宣告：历史属于我们所有人：为所有历史议题寻找讨论的空间，或许能让我们见识到更深刻、更广阔的历史。”（Ⅱ）“为所有历史议题寻找讨论的空间”，这话说得非常好：首先是所有的历史议题，意味着不要有禁区；其次要有讨论的空间，也就是不受干预的空间。应该看到的是，虽然该书的文章都表达了对卡尔的敬意，但是对于卡尔一些论点的讨论完全是开放的，不少作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都指出了当年卡尔的观点的缺陷和不正确之处。

两位主编在该书的“绪论”中首先从近年英国知识界对历史教学和历史纪念碑的讨论热点切入。英国高等教育大臣米歇尔·多兰把历史教学的去殖民化看作一种历史审查，认为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修改。两位主编则认为“教学课程去殖民化”涉及的是种族、帝国与奴隶制的历史，其初衷不是要延续帝国主义思潮，而是要寻找历史中多样化的声音，是要重新检视历史中的那些“污点”，而不是删除了事。面对拆除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和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的雕像的问题，首相卡梅伦、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都表示反对，英国政府还试图通过立法来惩治破坏雕像与纪念碑的行为。但是两位主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不加批判地看待被阴翳笼罩的过去，我们就会继续使当下也蒙上阴影。”（第6页）其实，用我们过去熟习的一句话来说，今天的批判史学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被他们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具体来说，就是不能允许今天的教科书和纪念碑继续为在历史上犯下罪恶的奴隶贩子、殖民主义者高唱赞歌。“要透过历史的镜像重新审视过去。呼吁人们停止纪念那些授权允许殖民、压迫与奴役活动的人，以及这些活动的受益者，同时鼓励大家关注被殖民、被压迫、被奴役者的故事，这种诉求与‘抹去历史’恰恰相反：这种诉求本身正是要拒绝接受被审查过的历史版本，后者美化了一些人，又抹去了另一些人。……那些声称‘你不能改写历史’的人，无非是在说‘你不可以改写我们已经写好的历史’。”（第6—7页）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举个例子：如果在今天还存在歌颂希特勒的教科书和纪念碑，能说不允许审查、改写和拆掉吗？

本书收录的文章从不同的领域、对象切入研究，包括有全球史、本土史、酷儿史、残障人史、情感史、女性史、家族史、宗教史、史前史和古代史、博物馆史、自然史等领域，另外也有部分文章从专门的议题切入，如历史的影视化、纪念碑问题、原住民的空间、历史应当被不断重写、文学如何塑造历史等。顺带要说的是，中译本没有收入原书中的由Rana Mitter撰写的How East Asia's past is shap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r why we ignore China and Japan at our peril）和Maya Jasanoff撰写的How can we write the history of empire？这两篇文章。

无论如何，的确如编者所言，“本书旨在提供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能够证明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同时也邀请作为读者的您一起踏入并共享这些历史进路，并由此开始欣赏与解读历史。本书是为所有好奇该如何看待历史、思考当下并在未来有所行动的人而准备的。”（16页）因此该书完全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关于如何思考历史的读本，但是，也应该提醒读者，该书所讲述的历史议题、研究方法等都是来自前沿的历史研究者，他们的研究者语境和学术成果即便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但是那些思考本身都是很有深度的，思考的路径更是复杂和曲折的。

英国文化史学者贾斯汀·本格瑞（Justin Bengry）撰写的《审视历史的“奇特”视角》可能会特别引起对历史有好奇心的读者的兴趣。中文翻译的题目也有点意思，这题目原文是Can and should we queer the past?直译是“我们能否也应该给过去赋予酷儿视角？”。颇有意思的是，酷儿的历史研究在不同的阅读语境中也真是有点“奇特”的——竟然就如文章开头的第一句所言，“历史是一处奇特（queer）之地。”（57页）在不同的研究语境与接受语境中，所有富有挑战性的历史化视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身份对象——各有不同的遭遇和可能性。在史学理论研究中，针对不同语境的历史化视角研究应该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议题。

说到底，“过去最终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这必然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时代。我相信，这些历史能教会我们很多关于当下的东西”（74页）。以“所有暧昧性、具有误导性的熟悉感与不可穷尽的可能性”重新审视我们自以为已经很了解的历史领域，真的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时代。

关于历史留存下来的纪念碑与雕像问题，丹·希克斯（Dan Hicks）在《光荣的纪念》一文的开头写了一句引言：“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像那样书写历史。”（98页）所表明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决绝的态度和立场。作者深入讨论了要求拆除与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的纪念雕像的呼声与政客们力图保留这些雕像的呼吁，同时也检讨了卡尔在《历史是什么》的讲座中关于物质文化问题的误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0年6月布里斯托尔的民众移除了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1636—1721）的雕像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推特上发表了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纪念詹姆斯一世时期奴隶贩子的行为辩护的言论，作者说这“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历史观、英国殖民主义和英国脱欧后的殖民怀旧倾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竖立雕像是为了使殖民势力归化，是为了庆祝帝国，但更多是为了长久维持殖民统治，使之深深扎根，成为我们城市的一部分”（107—108页）。

我们知道，布里斯托尔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是殖民贸易的中心枢纽。商人爱德华·科尔斯顿通过将人口从西非贩运到美洲，历史学家估计有约两万人在科尔斯顿监督下的奴隶贩运船上死亡。凭借奴隶制积累的巨额财富，科尔斯顿于退休后转向慈善工作，塑造了重要慈善家的公众形象。直到今天在英国的城镇还有很多当年从事过奴隶贸易的成功人士、慈善家的公共雕像，丹·希克斯说：“雕像一旦被竖立起来，想要移除它可比更换阅读书单要难得多。一门学科批判过时、错误的历史观并继续前进，要比一个社会移除某座雕像容易得多。”（112页）这是事实，公共空间中的纪念碑和雕像往往成为城市形象与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历史记忆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当这些神圣的、王室专属的，或是纪念牺牲者的石材，被用来呈现种族主义、奴隶制与英国殖民暴行，并将其视为不可更改、不可剥夺，甚至是至高无上的永恒之物，用石像黜免人性时，我们就必须积极调用当今时代的标准予以衡量，摆脱对过去的持续性暴力歪曲。推翻虚假的记忆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举动。打破那些被纪念活动催生的文化失忆，绝不是在一味反对传统。”（同上）其实，弗朗茨·法农早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已然将欧洲殖民世界描述为“一个雕像林立的世界”，并且指出殖民政权的合法性源于武力镇压，它从未试图掩盖这一点。每一尊耸立在被殖民土地上的征服者雕像不断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们是靠武力来到此处的。”（112—113页）

因此，丹·希克斯最后的结论是：“反种族主义的历史不是某种隐喻，而是拆解立场和特权、重新利用历史学家的材料、重新想象我们共同历史的实际过程。……今天，所有历史都在被重写。有些雕像与其说是纪念碑，不如说是武器，但一本历史书可以像考古学家的小铲子那样，一字一字地挖掘历史，一块一块地拆除雕像。……有时你必须像推倒一座雕像那样书写历史。”（113页）道理很明显，在重新正确地书写历史的时候，必须同时推倒那些扭曲历史与价值的纪念碑和雕像，因为没有理由让历史学家的学识和良知只印在著作中，而任由那些纪念碑和雕像仍然在阳光下、在风中传播着罪恶。

有些议题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奇特”，但是其中的思考与探索其实并不寻常。伊斯拉姆·伊萨（Islam lssa）撰写的《文学如何塑造历史》看上去只是文学—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但是一旦以“形塑”和“动态”的视角来切入的话，问题就变得有点复杂，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同时具有文学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维度的重要意义。伊萨以古代希腊和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的诗歌创作为例，说明那时候的诗歌作为历史书籍的写作方式之一，几乎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那些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它们还被人们历代传诵，成为绵延不绝的口述史。总之，“文学与神话，成了日常历史及其发展的一部分，并影响了民族认同、地方建筑，以及经济图景等诸多要素。文学本身就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非仅仅属于文化史”（309—310页）。其实从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把多学科包容于其中的大文学史的研究路径，然后在具体领域中深入挖掘新的议题和有突破性的问题意识。

以莎士比亚文学的传播为例，作者的研究突破了文学文本的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传统视角，而是着力于思考文学对历史与未来的形塑问题。比如，当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的时候，英国人也把莎士比亚带到了美洲，移民者及后来的美国国父们通过莎士比亚这个文化符号声称这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得以推动英语成为美国主要的移民者语言。由此可见文学成为形塑语言使用权和文化政治的关键力量，同样也是身份政治的重要部分（322页）。而这不仅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传播影响，同时也对今天与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伊萨认为，“我们对文学的反应甚至更有可能塑造未来。例如，将莎士比亚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行为，在今天可能带来延续文化帝国主义或是新殖民主义的风险。文学能让我们明白，全球化可能是导致所谓‘边缘’文化被隐匿的因素之一。……我们对莎士比亚理应包含如下反应，即能够欣赏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是如何阅读并表演莎翁作品的。……这些对文学作品的不同回应，彼此之间并非扞格不入，而是都归属于一种持续不断的诠释过程。对诠释的包容性也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尽管如此，只要有读者被忽视，民粹主义就会继续抬头。”（323页）在莎学研究中讨论传播与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讨论传播所带来的风险，可以拓展出更大的研究空间。

著名的艺术史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撰写的《自然而然的历史》从自然的历史角度把人类从远古到今天和未来的命运提出来让读者思考，促使读者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限制。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地球这个宜居星球的命运；人类与自然之间漫长的互动历史，也几乎必然会激发历史思考与写作……”（329页）简单来说，“自然而然的历史”并不等同于自然史、环境史等学科的面向维度，而是更深入地研究自然与历史彼此相互塑造的程度等问题，并且把这种研究维度引入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之中。“一旦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自然现象如何影响权力和财富的流动，他们就会仔细研究自然历史记录，从而为社会和政治史中的传统议题（饥荒发生的频率、民众不满的情绪波动，以及权力等级的排序）寻找答案。……这一转变是将自然从被动的辅助性因素，转而视为具有内在复杂性、进化模式、变化特质与根本性变革的主动力量。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会撼动整个学界，正如白令海峡的历史研究者、新一代环境史写作者中的佼佼者芭丝谢芭·德穆思在《浮动的海岸》（2019）中所言：‘当自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时，历史的本质又是什么？’”（331页）问题就又回到了历史哲学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读过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1995；胡淑陈、冯樨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的读者可能会对作者关于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的观点深有印象，现在作者继续这样说：“这本书始终拒绝将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分割对立。……它想要讲述（人类与自然）一段深刻而不可避免的纠葛历程，这段历史既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也伴生了贫瘠的荒芜。但我仍然相信，深刻的环境史蕴含着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一大强劲动力——能够慰藉绝望的希望本能。”（343页）这也是这本《历史是什么2.0》的最后一句话，很能说明该书的作者们投入到写作中的那种精神动力。

读完本书后感到有点遗憾的是，虽然关于雕像的问题、情感史研究中的绘画图像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历史图像学，但是在全书的架构中对于历史图像学的研究尚未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对“历史”的词源做了更详细的梳理和定义表述：“历史”一词（在所有罗曼语言以及英语中）来自于古希腊爱奥尼亚方言“Historie”，其词源是印欧语的“wid-weid”，指“看见”。从中又衍生了梵文的“vettas”，指“证人”，还有希腊文的“istor”，指“‘目击’证人”。这种将目击看成是知识源泉的观点导致了“istor”思想的产生，即“看到”的人即是“知道”的人。这也是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对“历史”一词所下的定义，他的《历史》就是“研究”和“调查”。因此“看到”，然后才“知道”，这是“历史”的第一个问题（参见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114—115 页）。那么，在《历史是什么》的2.0版本中，没有把“看到”作为“历史”的重要问题——且不说“第一个问题”，终究还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