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自建立明朝以来，对百姓始终保持着一种关怀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贫苦，曾经是一个农民，更因为他深知百姓的疾苦，了解普罗大众的艰辛。这份经历，使得他在位期间特别痛恨贪官污吏，心里始终怀着一股强烈的反腐决心。也正是因为他曾是百姓，才更痛恨那些通过腐败来侵害百姓利益的官员。

在他的统治下，反腐行动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尽管明朝的官员工资不高，微薄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许多人因此在工作中滋生了贪婪的念头，最终造成了连绵不断的贪污案件。朱元璋为了肃清贪腐，一波又一波地展开整治，几乎像葫芦娃救爷爷一样，贪官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击。在他在位期间，至少进行过六次大规模的肃贪行动，杀掉了约15万名贪官。

为了更好地监控官员，朱元璋建立了一个可怕的监察系统。这个系统的强大程度甚至让官员们在自己家里做的事，也无法逃脱他的眼睛。传说中，朱元璋曾直接问一位官员，昨晚他是否做过什么事，并拿出一副他在做这事时的画像。这足以证明朱元璋的耳目遍布各地，没有什么能瞒过他。然而，居然有一件事在全天下几乎都知道的情况下，朱元璋却始终没有发现，这件事便是大名鼎鼎的空印案。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要求各地布政司每年向京城的户部报告财政收支和税项。然而，地方官员并不具备直接将这些报告送到京城的资格，他们只能通过层层上报的方式——县上报府，府上报布政司，最后布政司将报告送到户部。等到报告送达时，户部官员会对报告进行审核和比对。如果报告的数字与户部的记录不符，结算就无法进行。

这种流程非常繁琐，光是运输和层层审批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算是最短的路程，也得十天半月，远的地方甚至要一两个月才能送到京城，官员们不得不通过再次填写、盖章等程序重新提报。更糟糕的是，即便重新报送，未必能与户部的数字对得上，稍有差错，相关官员也只能在路上白白浪费半年时间。

面对如此庞大的繁文缛节，许多地方官员想出了一个捷径：他们会带上空白的报表，以便在数字出现问题时，直接填补空白，让数字与户部核对一致。这样一来，既省去了来回奔波的劳累，也让工作量大大减轻。虽然这成了公开的秘密，但唯独朱元璋未曾察觉。当他最终发现这一切时，暴怒不已。他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的集体造假，官员们相互包庇，共同贪污，而最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向他报告这一问题。

空印案的丑闻牵连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官员，13个布政司、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的官员几乎无一幸免，所有人都被判定为贪污和欺君的罪行。 此时，朱元璋已在位多年，他的威名早已传遍四方，许多人都深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在此前的几次肃贪行动中，许多官员已被杀得丧命，所有人都明白，朱元璋从来不会手软。如果他开始调查，涉及此事的所有官员都会被牵连，无法幸免。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那些官员说话。然而，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郑士利。

郑士利的哥哥郑士元正是空印案中的一名牵连者。为了避免让朱元璋觉得自己是为了哥哥才上奏，他特意等到哥哥出狱之后，才将奏折呈交给朱元璋。郑士利认为，朱元璋要惩罚空印案的官员，主要是为了防止奸臣贪污百姓财产，危害民生。因此，他提出了四点看法来否定奸臣通过空印案进行贪污的可能性。 郑士利认为，第一，空印的印迹并不完整，即使这些印章散落出去，也无法发挥什么作用；第二，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之间的距离远，可能出现差错的概率较大，且来回运输需要很长时间，先印后书是应急之策；第三，国家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某种行为才是违法的，而空印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所有官员只是按惯例行事；第四，培养一个官员需要多年时间，重新培养一名官员非常困难。 然而，朱元璋见了郑士利的上书后，怒火中烧，立即命令丞相和御史追查所谓的幕后主使，但事实并没有什么幕后主使，郑士利只是一个说实话的人。最终，郑士利被流放，而不仅空印案中的官员未得到赦免，连郑士元也因为这件事被捕并流放。 在朱元璋时期，当官真的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职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官员上朝前，都会与家人告别，生怕自己今天不能平安归来。若是晚上能安然回家，家里便会举行小小的庆祝。这充分反映了朱元璋对待官员的严酷无情，也揭示了他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虽然他的政策严苛，但对于百姓，他却一心一意，做了许多实事，赢得了民众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