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7日，舟山群岛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尽管舟山的定海和岱山等岛屿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激烈的战斗，蒋军却已经接到撤退的命令，匆忙地撤往台湾。这一切的转折，源自蒋介石的突然决定——他改变了坚持死守的立场。

在1949年5月，蒋介石还曾带着儿子蒋经国亲临舟山视察，表现出对舟山防卫的极大关注。到1950年3月，蒋介石再次三次前往舟山督战，先后两次大规模增兵。他设立了多个军事指挥机构，不断提高指挥官的级别，增加驻军人数，从而为舟山防卫的严阵以待做足了准备。

最初成立的舟嵊防卫司令部，经过一系列的更名，逐渐升格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每一次更名背后，都代表着蒋军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与资源。最终，陆海空三军12.5万人聚集在舟山，蒋军举行了多次联合抗登陆演习，为防卫舟山做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当战斗真正来临时，蒋介石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下令撤退。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他放弃死守舟山的决心？毫无疑问，他意识到继续战斗下去，蒋军的损失将会变得无法承受。如此一来，守舟山或许无法保全台湾。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毛泽东一共给粟裕发出了关于舟山作战的五封电报，内容详细而周密。这些电报无不显示出毛泽东对舟山战役的重视，并且在他访问苏联期间，也亲自指示粟裕加强作战准备，确保行动的充分准备。毛泽东不断提醒粟裕，确保舟山战役的准备工作无疏漏，尤其是对登陆船只的充足保障等细节方面的落实。 尽管在舟山外围的战斗中，我军已经消灭了蒋军近万兵力，即使在登步岛战斗中，也歼敌3300余人，但这些胜利并没有让我们掉以轻心。粟裕毫不放松，他集中了13万余人，联合了多个兵团，投入大量资源，为确保一举拿下舟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而在空中力量方面，我军也并不示弱。从上海、杭州等地起飞的战机击落了6架蒋军飞机，夺取了部分制空权。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正遭遇着日益严重的困境。

然而，5月初，蒋介石终于在得知海南岛完全解放后，开始动摇他的决心。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蒋介石知道，若继续死守舟山，不仅会损失更多的兵力，甚至可能波及到台湾的安全。因此，5月10日，蒋介石下令将舟山驻军全部撤离，指责空中优势无法保证、补给线过长等理由，宣布撤退。

这一决策虽然让前线部队大为错愕，但它也意味着，蒋介石不得不将他的最后一搏寄托于台湾的防守上。接着，前线的情报工作也迅速展开，确认了蒋军的撤退动向，我军随即在16日发起了全面攻击。

5月17日，舟山本岛解放，随之而来的是岱山、长涂、衢山、普陀山等岛屿的解放。就在蒋军紧急撤退时，另一批被训练的特务部队却正悄然向大陆进发。

随着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特务系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许多特务失去了联系，纷纷向舟山、台湾等地逃亡。然而，蒋介石并不希望这些特务逃到台湾，他认为这些人不应成为台湾的负担，反而应当回大陆参与敌后游击战。

于是，蒋介石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禁止这些特务撤退到台湾，并加强了对特务系统的领导。特别是蒋经国，积极推动特务系统的重整和训练，成立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及其他情报机构，继续为蒋军在大陆的潜伏活动提供支持。

舟山解放前的这段时间，特务系统为了训练更多敌后游击队员，不遗余力地在台湾和舟山开展了多个特务训练班。通过严格的政治洗脑和战术训练，蒋介石与蒋经国希望这些特务能够帮助国民党在大陆展开反攻。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些新训练的特务便开始向大陆渗透，执行破坏和反抗任务。5月11日，蒋介石指派两支特务队伍前往舟山准备撤走守军。这些匪特队伍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他们却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使命。

其中的江振钰和郭立茂，曾是青岛地区的恶霸和特务头目。江振钰更是以惯匪身份，依靠其熟悉的社会网络和过往经验，组织起了一支特务队伍，在台湾及舟山继续为蒋军提供后勤支持。

这些特务的行动，不仅在军事上受到蒋介石的高度关注，甚至在政治上也极为重要。为了让他们的行动更为顺利，蒋介石和蒋经国不惜亲自接见他们，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尽管蒋介石竭尽全力去推动这一敌后游击计划，但随着舟山的解放，特务系统的计划也逐渐走向失败。特别是在山东一带，这些特务的渗透行动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最终遭到了人民群众和武装民兵的围歼。

1950年5月13日，这股特务部队在山东胶东登陆，经过一番激烈的围歼战，终于被人民军队与民兵联手摧毁。特别是在胶南县，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郭立茂等头目被捕，特务队伍基本被消灭。通过这一战斗，我军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在海防守备和民兵协作方面，这次战斗为后来的作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这场斗争，深刻证明了人民军队与民众合作的重要性，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蒋介石无论如何竭力组织的特务反攻，都无法撼动新中国的决心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