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这部巨著，规模庞大，卷帙浩繁，共计3249卷，约4000万字。它通过统一的体裁，比较系统地记录了自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明朝灭亡之前的重要历史事件。 《二十四史》标点整理的必要性

《史记》由司马迁所著，为《二十四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作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式，为后来的《汉书》以及所有继承这一本体的史书所模仿采用。纪传体虽然表面上以人物为中心，但实际上它融合了多个历史体裁，除了以列传为主的形式外，还包括编年体的本纪、记载制度法令的书或志，以及补充历史细节的表。纪、传、表、志四种体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严谨而完整的史学体系。这种写作方式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也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色或编者的意图进行增减和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历代正史普遍采用这一体裁的重要原因。 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涵盖了中国历史上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件，还详细记录了各类农民起义和人民生产斗争的情况。同时，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文艺和学术的演变，以及文化典籍的流传与失落，都在这部历史典籍中得到了详细的叙述。《二十四史》是研究明代以前中国历史的核心资料。

《二十四史》标点整理的困难 《二十四史》的版本繁多，各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给读者带来了诸多困扰。早期流行的版本有百纳本和武英殿本这两大系统。清朝末期，许多翻刻本是依据殿本制作的，然而，由于这些版本中的书籍在传抄过程中常常出现衍生、脱漏或简化的情况，导致文本的准确性受到影响。百纳本虽然来源于较早的版本，错误较少，但由于底本不够清晰，且影印过程中经过描润，仍然出现了一些误差。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历史，1958年，基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华书局着手对《二十四史》进行校点整理。1959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史记》首部点校本出版面世，随后，《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也相继完成点校。1963年，由于点校工作分散，且人力和时间均不足，中华书局决定将点校团队集中至北京，以便更高效地进行整理工作。自此，《二十四史》的整理进度显著加快。 1963年底至1966年中，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南齐书》《陈书》和《周书》的点校工作已完成，其他史书如《梁书》《北齐书》也基本完成定稿。而《晋书》《隋书》《唐书》等史书的校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然而，随着十年动乱的爆发，这项艰难的整理工作遭遇了严峻的干扰。

1971年初，在全国出版会议前夕，周总理再次强调必须改变当时出版界的状况，并明确指出《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仍需继续。为彻底清除那些恶意破坏整理工作的势力，1971年4月，周总理正式批示：除已经完成标点的史书外，其他各史的标点整理工作由中华书局组织。此时，顾颉刚被任命为总指挥，负责整个项目的统筹工作。 周总理在得知此消息后，亲自关注并指导整理进程。他时常关心《二十四史》的整理进展，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校本的总要求是：为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和检查的版本，同时力求突破前人的成果，不断修改、完善，使其成为定本。整理工作不仅涉及标点和分段的细致入微，还包括校勘工作，所有这些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

《二十四史》标点整理的特色 从校勘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的点校本不仅吸收了各版本的优点，还进行了本书前后相互验证的本校工作，同时，也参照了相关史书进行比较，校勘工作规模远远超过了流传中的各版本。在判断历史记载的准确性时，校点人员通过科学的考证，仔细甄别版本差异，纠正历史记载中的矛盾，确保每一篇史文的准确性。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化遗产的整理，都必须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批判性总结。否则，可能会重复别人已经解决的问题，浪费时间和资源。从宋代到近现代，众多学者已经对《二十四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订。新标点本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中的合理部分，包括宋代到近现代的校勘记和学术成果。近代学者如张森楷的校勘记、张元济主持的校勘记录等都在整理过程中被参考和借鉴，进一步提高了版本的准确性。 《二十四史》标点整理的意义 总的来说，《二十四史》标点整理工作经过长期而细致的努力，出版后的点校本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高度评价。许多人反映，新版的《二十四史》解决了许多阅读上的困难，成为了当前最优秀的版本。然而，尽管标点本力求完美，仍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如点错、漏校、体例不统一等问题。要使《二十四史》成为最终的定本，还需要通过持续的修订和改进，才能真正完成这项历史遗产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