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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雷铁崖（下）

周术槐

归国担任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的秘书，继续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是日晚10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竭诚表示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在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的同时，远在南洋的雷铁崖作为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坚定拥护者，认为自己多年为之不断奋斗的革命理想——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已变为现实。当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是胡汉民。此前由于雷铁崖与胡氏早已有多年的情感基础，因此，雷即被胡邀请前往总统府从事秘书工作。这对于有着多年文字经历的雷铁崖来说，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事情，于是，便邀请好友王云五、柳亚子、杨杏佛等人欣然前往。然而，在总统府，所见所闻，却使率情见性的雷铁崖大失所望。一方面，他呼吸不惯那弥漫于总统府内日渐浓厚的南北议和空气；另一方面，他更看不惯官场那种为追名逐利而见风使舵的丑陋现象。因此，就任秘书职务仅半个月的雷铁崖，便跑到杭州西湖去孤山问梅了。

雷铁崖

其实，雷铁崖的这种选择并不是偶然的。早在他归国就职以前，他就已明确表明了他对革命的正确态度。在他看来，革命并不是为了当大官，而应该是为了干大事。这一看法，与孙中山长期所倡导的革命者要“立志干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的指导思想完全相吻合。

辞官后的雷铁崖，并没有中断同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联系，而是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

1912年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会员大会。会上，孙中山再一次当选为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同盟会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强调要“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因此，力行民生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同盟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活动内容。

在孙中山的呼号下，中国出现了一次新的兴办实业的热潮。

在孙中山、黄兴等人兴办实业活动的影响下，雷铁崖也积极参加了一些实业活动。1912年6月，他在重庆筹组垦殖协会蜀支部，亲自担任蜀支部总务科科长，从而使自己成为以黄兴为首的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垦殖协会蜀支部制订了支部的组织章程，还制订了支部业务章程即《蜀支部垦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在发展实业、改善民生的活动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讨袁，雷铁崖奋起响应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的明显举动，就是大搞集权活动。为了实现“武力统一”，袁世凯大肆迫害革命党人。其中，著名的血腥案件就是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国民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宋案发生后，表明袁世凯直接将枪口对准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直接发起了武力讨袁的革命活动，反袁已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生活的主题。

1913年3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抵上海。当日与黄兴、陈其美、戴季陶、居正、钮永建、柏文蔚等密商对策，主张“联日”、“速战”，先发制人，武力讨袁。4月26日，孙中山、黄兴为宋案事联名通电全国，请“严究主名，同伸公愤”。后来，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之后，孙中山强烈主张兴师讨袁。并通告五国银行团，指出袁氏借款违法，中国人民坚决不承认。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二次革命”的大爆发。“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反革命暴力镇压的义战。因此，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

此时身在北京的雷铁崖以国民党北方机关报《民主报》为革命的阵地，奋起响应孙中山所倡导的反袁活动，不顾生命危险发表了一系列言词激烈的文章，猛烈抨击袁世凯专制政府。在《宋教仁被暗杀之研究》中，雷铁崖将袁世凯政府抨击为“暗杀政府”。在《彼之所谓法学家》中，雷铁崖认为，善后大借款的行为，这实在是“政府之罪恶”。在《腐鼠吓》中，雷氏借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生动形象地揭露了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一种强烈的防范戒备心理，可谓惶惶不可终日。在《原毁》中，雷氏将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描述为“浊世”。因此奉劝袁世凯应作“流芳百世”的英雄，不要让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奸雄！而在《何时及汝之口》中，雷铁崖则进一步揭露了袁政府中所存在的种种阴暗而又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在《梅袁同异论》中，雷氏将袁政府的统治与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统治时期的专制政府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袁政府的统治“比专制还专制”的结论。

雷铁崖对袁政府的猛烈抨击，引起了袁政府的高度关注。后来，在国内无法驻留的情况下，他只好再一次远走他乡，前往他所熟悉的南洋。在南洋，他与槟榔屿其他国民党人“招得股款近三万元”，创办新加坡《国民日报》，继续进行反袁的宣传活动。在《敬告南洋同志》一文中，雷铁崖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论，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中，仅仅只是解决了民族主义，而民权与民生两大主义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由于袁世凯专制政府的统治，民生主义根本无从谈起。为此，首先必须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获得民权，然后，才能谈民生问题。在雷铁崖看来，“救国之责任，一息尚存，不容稍已”！表明其反袁立场的果断性、坚定性。

以上总总，我们可以看出，在孙中山与雷铁崖革命情谊的发展路径中，由“反清”发展到“反袁”成为他们俩革命情谊的重要思想主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两人的革命情谊中，不仅时刻影响着雷铁崖思想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雷铁崖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而雷铁崖作为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忠实拥护者、支持者，在传播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活动中作出了积极的、突出的贡献。当然，在袁世凯亡命以后，面对国内日趋混乱的时局，孙中山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不断总结与进取从而实现了其人生的伟大转变，而雷铁崖则由于其本身革命活动的局限性，因此未能实现思想上的伟大转变，最终忧劳成疾，“精神渐成病态”“卒以忧死”，从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其人生历史的遗憾。雷铁崖在参加民主革命的十余年时间中，其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及其对辛亥革命的独到贡献，其功成不居行事低调的优雅品质，却永远值得人们去缅怀、去纪念！

来源：自贡方志（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周术槐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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