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以降，禁军军乱和契丹成为影响五代政权稳定的两大因素。李从珂由禁军军乱、石敬瑭得契丹援助偶然得国的经历，使不少武将产生觊觎之心，这也是安重荣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今世”背景。禁军军乱与藩镇军队禁军化密切相关。藩镇兵禁军化后，士兵与地方的关系被切断，生活来源只能依靠朝廷军饷和军赏，军赏成为稳定军心乃至维系政权的必要手段。同时，随着侍卫司崛起，军司长官亦可通过军赏与士兵结成紧密关系，增强自身权势，甚至改朝换代。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五代宋初禁军改革的主要方向；骄兵问题则一直未能根治。石敬瑭得契丹援助建国的经历，一方面引起不少武将效仿；另一方面，其称臣契丹之举，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又是以华夏事“夷狄”，举国以为耻，导致后晋建立的合法性不足，引发持续不断的动乱，成为后晋败亡的关键因素之一。

王朝建国史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就五代而言，短短五十三年（907-960）间，历五朝八姓十四君，立国时间最长的后梁不过十七年，最短的后汉只有四年，“短命”可以说是五代王朝的共同特点，但不同王朝的建国道路并不相同。其中后梁以宣武军建国，后唐以河东军建国，二朝均由唐末强藩发展而来，他们的建国道路可称之为“方镇为国”[1]。后晋以降诸朝则不同：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虽均自河东节度使起家，但二朝的建立与契丹密不可分；后周、北宋的建立主要依赖禁军。另外，后梁、后唐建国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百战方才立国；后晋以降诸朝更迭则非常迅速，均在一年以内，北宋代周甚至只有短短数天。五代后期即后晋以降诸朝的建国道路如何形成，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关于此问题，聂崇岐较早指出，五代“各朝兴亡，多视禁兵向背”[2]。张其凡将五代的政权嬗代分为五种，即父子或养父子的传授、血战夺权者、借少数族兵力以自立者、乘乱崛起者、以禁军夺权者，并重点讨论了禁军在五代政权嬗代中的作用。[3]此外，与政权嬗代相关的禁军、契丹等问题，学界亦有不少讨论（见后文）。总的来说，禁军和契丹对五代政权更迭的影响，学界已多有申述，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军赏与禁军军乱的关系、契丹对五代政权内部的影响等，仍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笔者对五代后期政权嬗代的考察，将聚焦于这些问题。对此，笔者将从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4]谈起。

一、释“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出自《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这句话《新五代史·安重荣传》作：“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5]《资治通鉴》作：“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6]《旧五代史》所载当为安重荣原话，欧阳公文章圣手，略作调整，表述更为妥帖。安重荣之语强调当时天子有力者为之，无关乎德行天命，反映了大唐崩溃后皇权神圣性遭到的挑战。相比之下，司马光去除了“天子宁有种邪”这一对皇权神圣性有强烈质疑的表述，仅仅呈现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这一史实，并将其限定在“今世”这一背景中，应是出于“资治”目的有意作出的修改。

从安重荣原话看，他强调天子“宁有种邪”，只是其准备以“兵强马壮”夺天子的借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才是其言重点。后人也多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不过，“兴亡以兵”[7]不仅是五代的情况，亦为中国古代政权更迭常态，军事立国是古代王朝建立的基本模式。因此，仅仅从这一角度理解，实际上消解了这句话的特异之处。司马光的改写提示我们，安重荣之言需放在“今世”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理解。那么安重荣眼中的“今世”是怎样的场景呢？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言：重荣起于军伍，暴获富贵，复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8]

《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言：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9]

《旧五代史》指出，安重荣之言是因为“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有感而发。“累朝”当包括朱温、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他们皆由节度使为天子。欧阳修则将“累朝”限定为唐废帝李从珂和晋高祖石敬瑭二人，可见欧阳修认为李从珂、石敬瑭之得国与朱温、李存勖、李嗣源有所不同。朱温、李存勖的政治威望和领导地位是百战之中逐渐积累的，最后称帝建国本就顺理成章；李嗣源之得国虽有偶然性，但当时他是蕃汉马步军总管，是后唐统治集团仅次于李存勖的二号人物，战功和政治威望亦非他人能及。李从珂、石敬瑭则不然，他们是从一批比肩等夷的将领中崛起的，得位过程极富戏剧性。对身为普通节度使的安重荣来说，李从珂、石敬瑭这两位普通节度使出身的天子，才是其最适合比附的对象。况且，朱温、李存勖、李嗣源之事距安重荣毕竟稍远，李从珂、石敬瑭之事则近在眼前。欧阳修之限定可谓恰如其分。

李从珂、石敬瑭虽“皆自藩侯得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唐藩镇实力的强大。相反，随着藩镇军队不断被吸纳为中央禁军，唐庄宗以降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已完全确立。[10]五代政权亦不断通过分割藩镇以削弱单个藩镇能动员的资源，后晋是五代分镇力度最大的一朝[11]。天福三年（938）石敬瑭平定魏博节度使范延光之乱后，对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魏博和成德两镇进行了成功分割，魏博一分为三（邺都、相州彰德军、贝州永清军），成德丧失支郡冀州。[12]传统强藩河朔三镇中，卢龙已割属契丹，魏博、成德遭到严重削弱，河北藩镇实力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却敢于喊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狂言，这就比较有意思了。要理解这一点，还需要回到“今世”这一背景中，观察安重荣的比附对象李从珂和石敬瑭“自藩侯得国”的过程。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唐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从厚即位。执政的枢密使朱弘昭、冯赟忌惮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应顺元年（934）二月，遂以枢密院宣徙石敬瑭改镇成德，徙李从珂镇河东。李从珂惧离镇被杀，遂起兵反。李从厚以西都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讨李从珂。三月，凤翔城破之际，羽林指挥使杨思权、严卫左厢都指挥使尹辉却率军投降，行营兵溃。李从珂遂整众东行，一路接纳降兵叛将，不战而下洛阳，登基称帝。可见，李从珂上台的关键在于行营禁军军乱。

清泰三年（936）五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派赵莹向契丹求援。同时，奉旨讨伐河东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父子亦私下向契丹输忠，希望耶律德光立赵德钧为帝。七月，石敬瑭获知赵德钧举动后，又遣桑维翰出使契丹，加重贿赂砝码，以称臣、称子、割地、纳贡为代价，换来契丹援助，最终击败后唐大军，代唐建国。[13]可见，石敬瑭上台关键在契丹援军，得位过程也极具偶然性。

军事立国是中国古代王朝建立的基本模式，兵强马壮者为天子亦是开国君主常态。而凭借军乱和契丹援助上台的李从珂、石敬瑭却并非如此，他们的成功极富偶然性。而恰恰是这一点，激发了当时藩帅的觊觎之心，不断有节帅企图复制二人发家过程。乾祐元年（948）三月，后汉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叛乱，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禁军皆尝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骄，苦汉法之严，谓其至则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14]。此可谓效法于李从珂、期待军乱上台之典型。企图依靠契丹之力上台者亦不少。王夫之总结道：石敬瑭起而为天子，于是人皆可为，而人思为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册命为天子，于是人皆以天子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于契丹，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为，拒契丹以灭石氏者，安重荣耳。[15]

王夫之认为赵延寿之为契丹尽力、杨光远杜重威之降契丹，均是模仿石敬瑭、企图凭借契丹之力而为天子。相反，安重荣则是“欲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为，拒契丹以灭石氏者”。因此，安重荣之言的“今世”，至少包括禁军军乱和契丹对后晋藩镇影响两个方面。

二、军赏与五代时期的禁军军乱

唐后期军乱主要为藩镇动乱，动乱主体为“骄兵”。关于骄兵成因，胡如雷认为雇佣兵制度下，国家只供给士兵衣粮，而家口则缺乏保障，绝大多数军乱起因在于节度使对士兵“刻薄衣粮”和“赏赐不时”。[16]与胡如雷从经济角度解释不同，孟彦弘从地方军政体制变化的角度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即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惟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使军人成为当地的特殊群体。他们通过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乃至攘夺，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经济利益的实现。[17]因此，对五代王朝来说，要想真正控制属下藩镇，一来必须避免节帅与地方军人集团的结合，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二来要努力解决骄兵问题，瓦解地方军人集团，消除藩镇割据的基础。说到底，要彻底解决藩镇割据和骄兵问题，就要实现将、兵、地三者的分离，使藩镇军队“禁军化”。

藩镇军队禁军化，即藩镇军队不断被吸纳为中央禁军，最终实现全国主要武力禁军化的过程。这在朱温、李存勖时代尤其明显。后梁的禁军主要由朱温四镇之兵演变而来，后唐禁军除了吸纳后梁禁军之外，最主要的来源是李存勖即位前统辖的河东、魏博镇军。[18]因此后梁、后唐的多数禁军士兵经历了从藩镇兵向禁军的转变。藩镇兵与禁军的主要区别在于，藩镇兵由当地人组成，屯驻地方，由地方财赋供应；后梁后唐的禁军来自北方各地，主要驻扎在洛阳、开封附近和边疆地区，由国家财赋供养。因此，藩镇兵禁军化以后，与原来地区的联系逐渐被切断，只能依靠国家财政供给，天子也取代节度使，成为他们的利益保障者和代言人，天子之于禁军，恰如节帅之于藩镇军。藩镇兵把原来的骄兵习气带入禁军之中，又导致禁军的骄兵化。因此，五代军乱主力已不是藩镇兵，而是禁军。唐后期地方军人集团控制地方政治、保障其利益的主要手段是对节度使人选的干预[19]；藩镇兵禁军化之后，禁军士兵就只能向天子邀求赏赐，甚至不惜通过更迭天子来维护自身利益了。因此，对禁军士兵进行常规、大规模的赏赐[20]，就成为稳定军心乃至维系政权的必要条件。唐末帝李从珂自凤翔节度使得登大位后，无法兑现对士兵的军赏许诺，当时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言：“臣以为国之存亡，不专在行赏，须刑政立于上，耻格行于下，赏当功，罚当罪，则近于理道也。”[21]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当时“国之存亡，专在行赏”的现实。五代诸帝对此大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长兴四年（933）七月十一日，唐明宗“疾久未平，征夏州无功，军士颇有流言”，为安抚军心，“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22]。李从珂自凤翔举兵东向之际，闵帝李从厚“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 [23]，企图争取侍卫亲军支持。周太祖郭威“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24]表明“赡军”是当时最大的财政开支。

厚赏是为了争取禁军士兵支持，体现了帝王对骄兵的妥协，但赏赐过厚会使边际效应（Marginal Utility）递减，反而容易使士兵滋生无厌之心，加剧兵骄程度，“给之愈滥，士心愈骄”[25]。胡三省总结道：“唐兵之骄，始于同光，甚于长兴，极于清泰。”[26]自同光至清泰，正是五代对士兵赏赐最优厚的一段时期。因此，对士卒优赏的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约束，就成为必要手段。显德元年正月，郭威南郊军赏后，“军士有流言郊赏薄于唐明宗时者”，郭威训斥诸将后，将校们“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27]。同年三月，高平之战后，周世宗处死临阵脱逃的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辉以下七十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28]。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谈起唐庄宗时感叹：“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29]主张对士卒“不吝惜爵赏”的同时，要“用军法约束此辈”。

禁军为天子亲军，军赏又来源国家左藏库和内库，因此通过军赏与士卒建立密切关系，皇帝具有天然的优势。不过随着侍卫司的强化，这种结构开始受到军司长官的强力挑战。军司长官亦可通过军赏加强与士卒的关系，增强自身权势，甚至改朝换代。后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守贞与契丹作战时，“其始发军也，有赐赉，曰‘挂甲钱’，及班师，又加赏劳，曰‘卸甲钱’，出入之费，常不下三十万。”[30]这种对士卒的优待，使李守贞自信其在禁军内部的影响力。乾祐元年（948）三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叛变，内心所算计的正是“禁军皆尝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骄，苦汉法之严，谓其至则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李守贞与禁军士兵的这种关系，后汉朝廷人尽皆知，冯道就劝出征的枢密使郭威：“守贞自谓旧将，为士卒所附，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则夺其所恃矣。”郭威从之。禁军士兵“新受赐于郭威”后，“皆忘守贞旧恩”，至河中城下时，“扬旗伐鼓，踊跃诟噪，守贞视之失色”[31]。对河中三叛的征讨，使郭威建立起与禁军士卒的密切关系，成为其代汉建国的资本。

禁军军司长官的崛起，通过李嗣源、李从珂、郭威、赵匡胤四人的上台过程也能看出。李嗣源、李从珂的上台，基本是普通士兵、低级军校主导的；郭威以枢密使上台，参与其事的则有步军都指挥使王殷、护圣右厢都指挥使·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奉国厢都指挥使·行营步军都指挥使曹英等禁军高级将领[32]；赵匡胤的上台则完全是殿前司、侍卫司军司长官主导。这表明禁军军司长官通过军赏与士兵的结合，成为对皇帝更大的威胁。由此，五代的禁军问题就分解为两个，一是普通士兵的骄兵问题，二是禁军将领与士兵结合的问题。按照叶适的说法，前者是“将擅于兵”，后者是“国擅于将”，“国擅于将，人皆知之，将擅于兵，则不知也” [33]。对统治者而言，“国擅于将”的威胁更明显、“可视”，后周宋初禁军改革的方向，核心在于解决“国擅于将”的问题，主要措施是改革禁军统辖机构、调整军司长官人选。禁军统辖机构由晋汉时期的侍卫一司，变为后周的侍卫、殿前二司，又演化成宋初的殿前、马军、步军三衙[34]，取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都虞候、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五个最高军职的设置，努力缩小军司长官的制度性权力。至于军司长官人选，一是以皇帝更亲近的人任职，二是以资浅、循谨易制者代宿将。[35]经过后周、宋初的调整，“国擅于将”的问题基本解决。

宋初“国擅于将”的问题得到解决，“将擅于兵”的骄兵问题则遗留下来。吕祖谦言：“太祖皇帝惩艾前事，所谓黜削其权者，乃是将权；至于兵，则未尝制置。”[36]收兵权导致将领阶层权力缩小，一方面使将领对士兵的控制力下降，增加了军乱的概率[37]；另一方面则使士卒失去了可能的拥立对象，降低了军乱危害程度。在宋人眼中，“本朝”虽无骄将之患，骄兵问题却比较严重。尹源（996-1045）《叙兵》篇言：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38]

尹源之说未必全然正确，唐代并非“罕闻有骄兵”。不过，其所言宋代将领权力太轻、“有骄兵，不闻有骄将”的说法则符合北宋的事实。将领权轻，正源于宋初的收兵权。

学者们指出，五代骄兵多是出于邀赏而动乱甚至扶策天子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笔者希望补充的是，藩镇兵禁军化之后，士兵与地方的关系被切断，生活来源只能依靠朝廷军饷和赏赐，赏赐成为皇帝与士兵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是稳定军心乃至维系政权的必要手段。五代北宋帝王未必不明白，丰厚的军赏容易带来骄兵，但这种结构的存在，使皇帝不得不经常大规模赏赐，军赏甚至呈现出越来越丰厚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骄兵问题不可能根治。五代对军士的厚赏制度，在北宋代周后，为宋代继承。朱子指出，宋代“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39]。这种现象，追本溯源，正起自五代。随着宋代前中期军队数量的不断攀升[40]，军费带来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成为催生北宋中期变革的重要因素。

三、石敬瑭称臣契丹对后晋藩镇的影响

契丹对五代政权易代的影响，学者多有论述。[41]他们多从五代政权与契丹之间的关系入手，只有邢义田从五代政权内部进行观察。他认为契丹入侵，为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制造了掌握兵权的机会，重臣拥兵之后发生兵变，改朝换代。[42]沿着邢义田的思路，笔者打算讨论契丹对后晋境内藩镇的影响，这一点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新五代史·安从进传》言：高祖取天下不顺，常以此惭，藩镇多务，过为姑息。而藩镇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为，谓举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从进最后反，然皆不免也。[43]

这段话是欧阳修对石敬瑭在位期间朝藩关系的总结。反者六起指安州安远军节度使卢文进、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东都巡检使张从宾、安远军节度使李金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六人中除张从宾为禁军将领外，均为地方节帅。在欧阳修看来，石敬瑭“取天下不顺”，是其姑息藩镇以及藩镇反叛的重要原因。所谓“不顺”并非顺利与否，而是顺逆之意，即称臣契丹之事，这关系到后晋政权合法性问题。要讨论这一问题，须与当时的华夷观念结合起来。

唐晋汉三朝是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学者们多将他们称为沙陀三王朝。[44]但在当时，不论三朝自称，还是在“他者”契丹眼中，三朝都是代表汉王朝的华夏一方，而非“夷狄”。这与唐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河东集团的苦心经营密切相关。

安史之乱后，唐前期华夷一家局面不复存在，夷夏之防转趋严格。[45]唐末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由于其沙陀人身份，一度受到唐廷敌视。大顺元年（890）李克用上表责备皇帝：“陛下阽危之秋，则奖臣为韩、彭、伊、霍；既安之后，骂臣曰戎、羯、蕃、夷。”[46]显示出种族身份对于唐廷、河东集团均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河东集团的这种处境随着唐末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改观。昭宗东迁、朱温代唐后，李克用父子因曾被唐室赐姓，自居李唐宗室之列，开始努力塑造自己唐室继承人的政治形象。朱温屠杀宦官、制造白马之祸时，李克用父子则积极吸纳唐廷统治集团成员衣冠、清流，保护象征唐廷权威的宦官张承业[47]。昭宗东迁后，改元天祐，李克用“谓劫天子以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仍称天复”[48]；唐亡后，又坚持天祐年号。通过种种努力，最大限度地继承唐廷政治资源，形成“唯王之土不易于吾唐之风”、“唐礼尽在于此”[49]的政治局面，最终确立起唐室继承人的政治形象。李克用去世后，随着李存勖对河北的征服，这一政治形象逐渐得到河东、河北政治势力的认可。待到李存勖灭梁入汴，便以唐室继承人的身份，顺理成章地宣称“中兴唐祚”，得到当时整个北方以及后世认同[50]。至此，李存勖父子完成从“夷狄”到唐室继承人的身份转变，成为华夏代表。

后唐的建立使沙陀占据了传统华夷之辨语境下华夏的核心区域中原，后晋时幽蓟十六州的割让则使进入中原的代北诸族脱离了与发家之地的密切关系。唐晋汉三朝立国伊始，就坚持中原本位，以华夏王朝自居。这种政治认同，随着契丹的崛起，以及与三朝政治军事冲突的加剧，变得更加明确：契丹作为新的威胁，成为敌对的“夷狄”；唐晋汉则是保卫中原的华夏。这不仅是三朝自称，也得到“他者”契丹的认可。天成元年（926），李嗣源即位后，遣供奉官姚坤告庄宗之哀于契丹，姚坤与阿保机有一番精彩的辩论往来。为避繁冗，仅引述阿保机、突欲之语：坤未致命，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北各有一天子，信乎？”……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谓坤曰：“如今汉土天子，初闻洛阳有难，何不急救，致令及此？”……其子突欲在侧，谓姚坤曰：“汉使勿多谈。”……保机因曰：“理当须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仇掣，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彼此无恶，足得欢好……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汝汉界。”又问：“汉家收得西川信否？”……[51]

这段对话十分详细，应出自《唐明宗实录》，《实录》当源于姚坤奉使语录，保留了当时对话实况，诚为信史。其中将阿保机称为“保机”，应是不熟悉契丹情况的史臣加工失误所致。这段对话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阿保机及其子突欲多次将后唐称为“汉”的情况。辽金元统治者常将居住于“汉地”之人称为“汉人”、“汉儿”，这一称呼并无华夏正统之意；而“汉国”、“汉使”、“汉家”等则明显有华夏正统之意。这表明尽管后唐统治者出身“夷狄”，唐明宗时不仅保留了浓重的北族旧俗[52]，其自称依然是“某胡人”[53]，但在与契丹的交往中，在当时的华夷语境中，后唐却是以代表华夏、居于中原的“汉”王朝角色出场。与此类似，耶律德光与述律后对话中，亦将出身沙陀的石晋称为“汉”，将契丹将与石晋之和谈，称为“蕃和汉”[54]，显然亦是将石晋作为代表华夏的中原王朝看待的。以上表述均出自“他者”契丹人之口，表明将出身沙陀的后唐、后晋视为代表华夏、居于中原的汉王朝，是当时人的普遍观念。这与统治者是否是汉族、是否已汉化关系不大，关键在于沙陀占据了华夷语境下华夏的核心区域，并以中原王朝、华夏正统自居。

明了这一点，再回到石敬瑭即位“不顺”的问题上来。石敬瑭得契丹援助，并称臣、称子、割地、纳贡于契丹，后晋才得以建立。李克用曾与阿保机约为兄弟，故李存勖、李嗣源与耶律德光同辈，李嗣源女婿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子，主要是为了承继李嗣源法统，当时异议不多。[55]称臣契丹，则对当时的政治观念产生了很大冲击，被认为是以华夏事“夷狄”，“朝野咸以为耻”[56]。石敬瑭所割幽蓟十六州中，云、应二州在列。天福二年（937），云州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由是“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57]吴峦称契丹为“夷狄”、郭崇威耻臣契丹，主要不是从种族角度而是从华夷角度考虑的。出身应州金城的郭崇威，其“父祖俱代北酋长”[58]，并非汉族，亦未汉化。天福三年，兵部尚书王权“以前世累为将相，未尝有奉使而称陪臣者”，拒绝出使契丹，“由是停任”[59]。石敬瑭死后，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主持下，石晋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甚至不惜与契丹开战，正与称臣之耻密切相关。因此，想要称帝的安重荣一反石敬瑭对契丹屈节的做法：“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会有梅里数十骑由其境内，交言不逊，因尽杀之。”[60]并指责石敬瑭：“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61]安重荣通过对契丹强硬，标榜“中国”代言人立场，为“汉人”伸张民意，虽只是故作姿态[62]，目的却很明确，即与称臣契丹的石敬瑭划清政治界限，为起兵寻求合法性。故王夫之称安重荣是“欲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为，拒契丹以灭石氏者”[63]。

石敬瑭称臣于契丹，以“中国”事“夷狄”，使石晋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大打折扣。因此，尽管后晋时侍卫亲军已足够强大，分割藩镇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石敬瑭面对藩镇挑战时，仍缺乏自信，对藩镇多采取姑息政策。赵翼认为，就姑息藩镇而言，“石晋尤甚，几有冠履倒置之势”[64]。而节帅对石敬瑭，则充满了鄙夷与艳羡的复杂心态：鄙夷其称臣契丹，艳羡其由此得登大位。在这种情况下，后晋的统治十分不稳。石敬瑭在位七年，反者六起，政局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石敬瑭称臣契丹之事，学者多从石敬瑭个人种族身份进行解读，认为出自沙陀的石敬瑭并不以称臣契丹为耻。[65]这种解读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无意间遮蔽了更重要的史实：称臣契丹主要取决于政治形势而非种族；同时，石晋作为华夏王朝的代表，称臣契丹是以“中国”事“夷狄”，“朝野咸以为耻”，严重影响了后晋政权的合法性。契丹称石晋为“汉”、将其视为中原王朝的现象，学者已注意到，并从沙陀汉化和契丹作为新的外族威胁崛起两个角度进行解读。[66]笔者希望补充的是，后唐、后晋之时，沙陀汉化并未完成[67]，统治者亦不以汉人自居，沙陀王朝能够被视为中原华夏王朝，一是由于李存勖父子刻意塑造的唐室继承人的政治形象，二是因为他们占据了华裔语境下华夏一方的核心区域中原。随着契丹作为新的外族威胁的崛起，将沙陀王朝视为华夏王朝的政治认同又得到强化。由此后晋称臣于契丹，以华夏事“夷狄”，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导致后晋政权合法性不足，引发持续不断的藩镇动乱。

四、结语

后唐庄宗以降，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已完全确立，但由于禁军军乱和契丹影响，五代政权并未就此稳定。李从珂由禁军军乱、石敬瑭由契丹援助得登大位的经历，使当时不少武将产生觊觎之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力平平的安重荣发出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狂言。

五代中央确立对地方军事优势的关键措施是藩镇军队禁军化。藩镇军队禁军化以后，一方面藩镇骄兵一变而为禁军骄兵；另一方面，他们与地方的联系被切断，只能依赖朝廷财政供养，天子取代节度使成为其利益保障者，士兵也只能向天子邀求赏赐。由此对士兵进行常规、大规模的赏赐，就成为稳定军心乃至维系政权的必要条件。但赏赐过厚，又容易使士兵滋生无厌之心，加剧兵骄程度。同时，随着侍卫亲军司的崛起，军司长官亦可通过军赏与士兵结成紧密关系。由此当时的禁军问题就分解为“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两个问题。五代宋初朝廷的努力方向主要是解决“国擅于将”的问题，而骄兵问题则一直未能根治。

禁军军乱之外，契丹也是影响五代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契丹对中原的军事行动导致的政权易代，如后晋之亡。第二，契丹资助五代政权的外部敌对势力以牵制五代王朝，如契丹对北汉的援助。第三，契丹资助五代政权的内部反叛势力来给中原王朝制造麻烦，如后唐时期契丹军事援助义武节度使王都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对石敬瑭的援助直接导致晋唐易代。第四，后晋时期，契丹不断诱惑藩帅和禁军将领，挑拨政权内部矛盾，从中渔利，杨光远、杜重威之叛均与此密切相关，杜重威之叛直接导致后晋灭亡。第五，契丹摧毁后晋、北撤后带来的权力真空，给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崛起的机会，后汉由此得以建立。第六，契丹与五代王朝的持续军事对抗，容易使中原王朝北边将领拥兵自重，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之得国均与此相关，这一点邢义田已着重指出。第七，石敬瑭得契丹援助建国的经历，一方面引起不少武将效仿；另一方面，其称臣契丹之举，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又是以华夏事“夷狄”，举国以为耻，导致后晋建立的合法性不足。因此，石敬瑭的政治威信一直无法确立，后晋政权也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而藩镇、武将则对石敬瑭充满了鄙夷与艳羡的复杂心态，放手一搏、举兵叛乱者不断出现。尽管由于后晋侍卫亲军的强大和分割藩镇的成功，这些叛乱均被镇压，但类似问题一直是后晋政权的沉重负担，是后晋败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一至四点系契丹方面的主动行动，五至七点则是五代王朝与契丹对抗或“亲善”的影响。学界对前者关注较多，对后者的重视稍显不够。本文对安重荣的考察所弥补的正是第七点内容。

禁军军乱和契丹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主要因素，也就意味着，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原王朝政权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后汉以降，中原王朝内部不复有效法石敬瑭者，契丹对五代政权内部稳定的影响趋于下降，禁军成为更关键的因素。周世宗高平之战后对禁军的整顿，部分缓解了骄兵问题；后周宋初对禁军统辖机关的改革和禁军将领调整，又基本解决了“国擅于将”的问题。由此，北宋政权基本稳定下来，开启了统一全国的进程。

注释

[1] 后梁、后唐“方镇为国”的过程参闫建飞：《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15-58页。

[2]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收入氏著《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8页。

[3] 张其凡：《五代政权递嬗之考察：兼评周世宗的整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22-30页。

[4]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22页。

[5]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北京：中华书局，第657页。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晋高祖天福四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第9203页。

[7] 《新五代史》卷二七《康义诚传赞》，第337页。

[8] 《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522页。

[9]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第657页。

[10] 闫建飞：《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第175页。

[11] 〔新〕王赓武撰，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171页。

[12]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晋高祖天福三年十一月，第9194页。

[13] 罗亮：《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第32-36页。

[14]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隐帝乾祐元年八月，第9397页。

[15]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〇《五代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3页。

[16] 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收入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17]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辑，第285-286页。

[18] 闫建飞：《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第175页。

[19]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辑，第286页。

[20] 军赏包括身份职位奖励（如勋、爵、散、试、检校、军职、武阶等的提升）和物质奖励（钱、帛等），本文所言主要指后者。

[21] 《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第1432页。

[22]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长兴四年七月乙酉条，第9085页。

[23] 《资治通鉴》卷二七九，清泰元年三月，第9109页。

[24]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正月壬午条，第9499页。

[25]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长兴四年八月戊申条胡注，第9087页。

[26]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长兴四年七月乙酉条胡注，第9085页。

[27]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正月壬午条，第9499页。

[28]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显德元年三月己亥条，第1760页。

[2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4-275页。

[30] 《新五代史》卷五二《李守贞传》，第673页。

[32]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汉隐帝乾祐三年十一月丙子条，第9432页；《旧五代史》卷一二九《曹英传》，第1978页；（元）脱脱：《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01页。曹英即曹威，郭崇即郭崇威，避郭威讳改。

[33] （宋）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一《兵论二》，刘公纯、王孝渔、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80-781页。叶适所言将、兵指唐后期的节度使和藩镇兵，本文借用其说法，指五代禁军将领和禁军士兵。

[34] 三衙形成参〔日〕堀敏一：《五代宋初における禁軍の發展》，《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4册，1953年，第83-151页；〔日〕菊池英夫：《後周世宗の禁軍改革と宋初三衙の成立》，《東洋史學》第22辑，1960年3月，第39-57页；范学辉：《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86页等。

[35]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宋史丛考》，第269-271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97-205页；范学辉：《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第38-48页等。

[36] （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一《兵制》，黄灵庚等编：《吕祖谦全集》第9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37] 程民生：《论北宋骄兵的特点及影响》，《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第24-25页；刘光亮：《欧阳修与北宋骄兵》，《吉安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第22-23页。

[38] 《宋史》卷四四二《文苑四·尹源传》，第13085页。

[39]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08页。

[41] 〔日〕日野開三郎：《五代史の基調》，《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2卷，京都：三一書房，1980年，第397-430页；王吉林：《辽太宗之中原经营与石晋兴亡》，台北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8辑， 1976年，第55-139页；蒋武雄：《辽与五代政权转移关系始末》，台北：新化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罗亮：《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第32-45等。

[42] 邢义田：《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6期，1971年9月，第296-307页。

[43]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从进传》，第660页。

[44] 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45]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原载《大陆杂志》第25卷第8期，1962年，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209-226页。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原载《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79-113页。

[46]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59页。

[47] 陆扬认为，越到唐末，宦官作为唐廷权威象征的意味就越浓厚，故朱温以屠杀宦官的方式摧毁唐廷政治基础，李克用以保护宦官的方式表示悉尊唐廷，与朱温势不两立。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唐研究》第19卷，2013年，第299页。

[48] 《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第42页。

[49] （五代）盧汝弼：《李克用墓志》，录文据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第1-4页；拓片见张希舜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50] 五代北宋承认庄宗“中兴唐祚”的一个表现就是以后唐为正统，后梁为僭伪，参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2005年，第73-94页。

[52] 〔日〕岡崎精郎：《後唐の明宗と舊習》（上、下），载《東洋史研究》第9卷第4号，1945年，第244-256页；第10卷第2号，1948年，第93-104页。上篇主要考察了明宗祭祀突厥神之事，下篇主要考察了明宗与霍彦威传箭为信之事，二者均为北族旧俗。

[53]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唐明宗长兴四年十一月戊戌条，第9095页。

[54]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二年六月，第9293页。

[55] 罗亮：《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第36-42页。

[57]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晋高祖天福二年二月，第9169页。

[58] 《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第8901页。

[59] 《旧五代史》卷九二《王权传》，第1423页。

[60] 《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522页。

[61]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第658页。

[62] 安重荣本人亦曾“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试图谋求契丹援助。《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第659页。

[63] 《读通鉴论》卷三〇《五代下》，第923页。

[64]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二《五代姑息藩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73页。

[65]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2-993页；傅乐成：《沙陀之汉化》，原载《华冈学报》第2期，1965年，《汉唐史论集》，第333-336页。

[66]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第57-64页；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第89-93页。

[67] 王义康《沙陀汉化问题再评价》认为五代沙陀虽然开始汉化，但汉化完成要到北宋中期以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32-137页。

作者简介，闫建飞，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师。

本文原刊于《唐史论丛》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