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皇帝柴荣,登基不久,就被逼上战场。
前线将领临阵溃逃,军心动摇。
危机时刻,柴荣却披甲上马,冒死督战。大败北汉。
这一战,巩固了柴荣的地位。
而他之所以在短短六年的时间被后世称为“五代第一明君”,不仅是因为战功。
五代十国五十余年,政权更替频繁,却并未带来制度更新,反而让战争成为常态。
皇帝可以靠兵变上位,也随时可能死于兵变;国家的运转不依赖制度,而依赖军队的忠诚与临时征敛。
长期混战带来的,并不只是版图分裂,更是社会结构的全面破坏。
中原地区反复成为战场,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大量百姓因兵役、苛税而逃亡,或依附豪强,或躲入寺院。
国家既无稳定税源,也无可靠兵源,只能靠不断加派来维持军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周建立了。
郭威称帝后,以节俭、宽和著称,三年时间,主要完成的是止血:稳定局势、缓解矛盾,却无力进行更深层的国家重建。
原因很现实,时间不够,精力有限,继承问题本身就悬而未决。
真正让后周发生质变的,是柴荣的继位。
柴荣并非典型的军阀式皇帝。他早年经商行走,熟悉地方社会;地方执政时政绩清晰,能处理复杂事务。
公元954年,33岁的柴荣继位,面对的不是如何守成,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后周继续沿着五代旧路走下去,它终究只会成为下一个被取代的政权。
正是在这种清醒认知下,柴荣提出了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规划:
“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但现实并未给他从容布局的时间。即位未满一月,北汉勾结辽国南下,战争骤然逼近。
北汉与辽的南侵,是一次带着亡国意味的进攻。新皇帝威望未立,军心未稳,朝廷内部意见分裂,避战的声音不断。
柴荣最终选择亲征。
这并非逞强,而是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五代的政治逻辑中,皇帝若不能在生死关头站出来,军队便不会真正服从。
双方在高平原遭遇,战事伊始,后周右军将领樊爱能、何徽临阵溃逃,甚至有部众投降北汉,军阵出现裂口。
若按五代惯例,这一刻极可能引发全军崩溃。
柴荣没有退。
他稳住中军,果断调整部署,将战场主导权交到能战之人手中。
随着反击展开,辽军选择撤离,北汉失去外援,被迫溃退。
高平之战以一场险胜告终,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三件事:
后周没有在新君即位之初覆亡;
柴荣用行动确立了个人威望;
军队在血与火中完成了一次残酷筛选。
这一战,保住的是政权的生命线。
高平之战之后,柴荣没有沉溺于胜利。他很清楚,一场战争并不能解决五代留下的结构性问题。
真正的危机,在于国家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他改革的第一步,是把人重新拉回国家体系。对逃亡户的土地采取代耕与分期返还政策,鼓励流民返乡,恢复户籍与农业生产。
目的并非短期增收,而是重建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力。
在赋税方面,他废除两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固定征收时间,重新核定各州税额,堵住地方官随意加派的口子。
百姓只要清楚交多少、什么时候交,才会愿意重新生产。
最具力度的措施,是整顿寺院经济。
大量无名寺院被废,僧尼还俗入籍。这并非宗教清洗,而是切断免税特权,释放被寺院吸纳的劳动力。
同时,整军与改革并行推进。裁汰老弱、整编禁军,使军队逐步脱离五代军阀式结构,成为国家工具而非政治威胁。
如果只看战争与改革,柴荣已经足够耀眼;为了选拔人才,他选拔善用人才的措施也是促使他成功的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他延用了前朝的进士科、制科选拔制度,允许举荐与自荐,把选人通道重新打开,效果显著。
除此之外,对旧臣他给予了充分信任。让他们在各自的职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改革和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朴提出的《平边策》,为后周明确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路线;魏仁浦稳定中枢,为后周统一北方立下汗马功劳。
赵匡胤被放入殿前体系,参与整军工作。这并非纵容,而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理性安排。
柴荣用人的底层逻辑很清晰:唯才是举。
在国家恢复基本运转后,柴荣选择采纳大臣王朴先南后北的策划,将南唐作为主攻方向。
淮南之战并非一战决胜,而是持续推进。后周军队能打、能耗,改革成果在战场上转化为稳定补给与持续战斗力。
最终,南唐割让江淮十四州,后周疆域推进至长江一线。
这不仅是地理扩张,更是心理转折,震慑了南方各格局势力,为北伐扫除后顾之忧。
公元959年,柴荣北伐辽朝,连克三州三关,第一次在北线真正掌握主动权。
就在谋划下一步进军时,他突然病倒,不久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柴荣没有完成统一,但他去世时,后周已经解决了五代最致命的三大问题:财政恢复,军队受控,统一路线被实践验证。
后周面对的,已不再是“能不能统一”,而是“谁来完成最后一程”。
柴荣把最艰难、最基础的工作全部完成,国家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乱世的终点,事实上已经铺到眼前。
历史继续向前,而五代,也在这里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