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求绝对的诚实反而显得虚伪

现实中，要求绝对诚实本身就是最大的虚伪。没有人真正想要这种完全诚实，有时理由还相当充分。正如前文所述，那些破除幻象的科学家总是乐于威胁甚至“封杀”那些动摇其理想世界构想的观点。评论家谴责政治家不诚实，却在政治家们过于坦诚时，将其渲染为“丑闻”。

1976年，美国总统竞选进行到最后几周时，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接受了《花花公子》（Playboy）的长篇专访。在当时，这类专访是该杂志备受推崇的特色内容。当被问及他拘谨虔诚的公众形象是否会让选民反感时，卡特回应说自己无权标榜道德上的优越感。卡特通过援引《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Mount）解释说，耶稣曾说内心存有不洁欲望等同于实际犯罪，他还坦承道：“我曾对很多女人动过淫念，我在心里已多次犯下通奸罪。”这种坦白出自一位以婚姻忠诚著称的政治家之口，所以并未引发太大震动。不过他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就此消失殆尽，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仅以微弱优势险胜竞争对手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而30年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记录了其竞选团队内部直白的电子邮件泄露事件，这或许断送了她的总统之路：

据称，来自俄罗斯的黑客……在入侵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系统时玩得不亦乐乎。首批泄露的邮件显示，本应在党内初选中保持中立的委员会领导层明显偏袒希拉里。对任何了解美国政治的人来说，这一消息真是常识级别的无聊发现。后续泄露的邮件则表明，希拉里和地球历史上所有政治家一样，面对不同群体时总能说一套做一套。

任何浏览过网页底部钓鱼式标题的读者，可能都看过类似“名人忘记关麦克风的十大尴尬时刻”这样的榜单。一个典型的未关麦克风丑闻发生在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法国总统萨科齐私下抱怨不得不应付表里不一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因如此，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为“华盛顿式失言”下的定义是：政客们说出了真话，就是失言。

政治领袖作为普通人，会通过八卦、坦率言论和黑色幽默建立情谊，也会通过就如何突破障碍与化解反对推行议程展开务实讨论来推进工作。然而当他们的谋划成为共同知识时，评论家们总会故作震惊，宣称难以相信政治家竟如此工于心计、口是心非。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1792年，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评价美国制宪会议时曾说：

若会议过程全程公开，派系喧嚣必使结果难以令人满意；若事后公开记录，必会引发大量煽动性指责。那些未经充分思考的提案，或许在提案人深思后自己都会放弃，都将成为恶意攻讦的绝佳素材。

将私下讨论变为共同知识的危险，与“民主政府所有事务必须实时公开，任何泄密行为都值得称颂”的观点形成强烈制衡。

这也提醒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隐私无比珍贵。无论是虚构的极权国家，如小说《1984》里塑造的，还是现实中的某些国家或政权，都通过电子监控和匿名举报网络消除私人空间。其逻辑是：若你光明磊落，何须遮遮掩掩？但事实上，即使是最清白的人，也有无数需要隐藏的事。我们知道，如果与亲朋好友之间那些轻松愉快的交谈被公之于众，包括那些尖刻的评论和政治不正确的俏皮话，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声誉都将支离破碎。这似乎再次印证了人类的某种生存法则。正如布莱士·帕斯卡在1670年所说：“我可以断言，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世上将连4个朋友都剩不下。”我猜想，Z世代，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之后出生的人，即便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交机会，仍深受焦虑与孤独困扰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监控体制中。同龄人可以通过“偏见举报专线”举报所谓的“微歧视”行为，而专门挖掘冒犯性言论的“偏见考古队”能在社交媒体上追溯数年记录，挖掘出任何偏见的蛛丝马迹。

真实的人际关系建立在某种虚伪之上：我们需要将大量私密且相互关联的信息排除在共同知识之外。有件流行T恤印着这样的话：“我不是粗鲁，我只是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这往往正是粗鲁的表现。这种悖论为身份错位喜剧提供了绝佳素材——剧中人物总会“无意间”说出不该被听者知道的真心话。我最喜欢的例子则在剧情中叠加了多层递归式心理揣测，将我们对于“自身虚伪的虚伪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喜剧电影《窈窕淑男》（Tootsie）中，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演的失业演员迈克尔假扮成中年女演员，成功地赢得电视剧中的角色，骗过了所有人，包括由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饰演的同剧女演员朱莉。他们成了亲密好友，迈克尔对朱莉痴迷不已。在一次深夜的“闺蜜谈话”中，朱莉感叹道：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希望有个男士能坦率地走到我面前说：“听着，其实我也很困惑。我可以装模作样地编些漂亮话，扮演各种角色。但事实很简单：我觉得你很有意思，非常想抱着你入睡。”就这么简单。这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

在随后的剧情中，朱莉的愿望实现了：卸下伪装但未被认出的迈克尔与她偶遇，一字不差地说出了这番话。但还没等迈克尔说完这番坦率的情话，朱莉就把一杯红酒泼到了他脸上，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

科幻作家还有个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那就是可以设计思想实验：通过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让某个角色无法撒谎，甚至无法隐藏真实想法。当这个角色脱口而出那些任何人都会想到却碍于社交礼仪必须藏在心底的不得体、冒犯或低俗的念头时，喜剧效果就自然产生了。就像《大话王》（Liar Liar）中，金·凯瑞（Jim Carrey）饰演的律师遇到新来的身材火辣的女同事，当对方笑着说大家都对她特别友善时，无法说谎的他竟直言不讳说出了真实原因。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喜剧情节总是从尴尬与愤慨的桥段开始，最终以各方如释重负的圆满结局收场，因为善意的谎言最终成了天赐的礼物。同样值得玩味的是，剧中往往借助被迫坦率的插曲来修复原本充满危机的关系，例如专横的丈夫与不被重视的妻子之间的婚姻。

而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我们正亲身经历着一场将私人知识转化为共同知识的真实实验。由心理治疗师布拉德·布兰顿（Brad Blanton）于1997年发起的“激进诚实运动”（radical honesty），主张在所有私人交往中保持绝对诚实，甚至杜绝善意的谎言。该主张并非认为说谎不道德，而是将其视为“痛苦的主要根源”，而解药则是“诚实生活”。自发起以来，该运动已在硅谷和理性主义社群中获得支持，并成为多部影视作品的题材。精神科医生兼理性主义者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评论道：“激进诚实的优点在于它提供了清晰明确的诚实准则，缺点则在于这种准则毫无益处、会毁掉人生。”正如喜剧情节所示，实践者会口无遮拦地说出粗鄙之语，比如告诉老板自己正在物色新工作，或建议女友应该减肥。但与喜剧不同，现实没有圆满结局：他们只会被解雇或换来分手。

《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记者A.J.雅各布斯（A.J.Jacobs）对布兰顿进行了一次颇具启示性的采访，标题为《我觉得你很胖》（I Think You’re Fat）。文章明确指出，所谓的激进诚实并非展现真实自我，而是另一种伪装——一种表演、一种装腔作势、一种噱头。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布兰顿一边公然打嗝、调整胯部、挖鼻孔、放屁，一边辱骂雅各布斯和《时尚先生》。他坦言自己享受试探他人容忍极限的快感，并且发现这是撩拨女性的有效手段。这种逻辑很合理：如果一个人不在乎被拒绝的情感代价（参见第7章），他直截了当表达的最优水平就会飙升。通过用“我想和你滚床单”或“想玩儿点刺激的吗？”这类直白的话语撩拨女性，布兰顿虽常遭拒绝，但仍有足够多的肯定让他最终拥有了500位性伴侣。鉴于他推崇激进诚实，我们确信这些数据属实。雅各布斯评价道：“激进诚实与令人毛骨悚然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分界线。”

有个著名的关于激进诚实的实验案例：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职场文化。该基金由金融家兼商业大师瑞·达利欧（Ray Dalio）创立，他将自己的理念称为“激进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旨在消除“办公室政治”和员工背后议论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公开对彼此的表现进行评分，甚至演变成斥责，整个过程会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开“斗争会”使用。而这些素材足以拍成一部黑色喜剧。该公司标榜的“激进透明”最终沦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有针对性的限制和胡作非为，其交易策略被层层保密，除核心圈层外无人知晓。员工被严苛到可能涉嫌违法的保密协议束缚，无法发声。而达利欧本人不仅无视对其政策的批评，据说还会对提出批评者施以惩罚。这个职场被形容为充满霸凌与猜忌的“人间炼狱”，员工常在公开“斗争会”上被骂哭，离职率也异常之高。当达利欧2022年离任时，继任者承诺要“重装系统”，彻底改造公司。

虚伪自有逻辑

追求彻底开放的历史潮流存在极限，激进诚实最终沦为最大的虚伪。人们需要保留许多想法，即便乍看之下，这种保留显得不合逻辑。用直觉来解释这种“有所保留”很容易：我们天生敏感、拘谨、讲礼节，希望避免冒犯他人或引发紧张、难堪、尴尬和矛盾。这些都对，但如此轻巧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为何进化赋予我们这些情感，而非让我们成为口无遮拦的人？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阐释的，协调逻辑与共同知识在社会关系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答案。人类并非独立封闭的原子，不会像理想气体中的分子那样无序碰撞。智人的进化生态位建立在深度互依性上。这种协作既有“你帮我挠背，我也帮你挠背”的利他式协作，但更多体现为“一只手洗另一只手”的互利共生的协调模式。生活中处处是群体猎鹿、咖啡约会、分配资金、避让碰撞、组建团队、调解冲突等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所有这些场景都需要共同知识，确保每个参与者都确信对方选择了相同的双赢均衡策略。

这包括由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维系着的非正式社会关系。这些规范近乎理想化，甚至带有虚构色彩。但从严格的逻辑层面看，它们是我们维持协调均衡的必要条件。若违背这些规范，就会破坏协调机制。我们常将可能动摇社会规范的知识设为隐私，这并非源于古板压抑的道德约束，而是基于理性考量，这些现实考量甚至可以通过数学来证明。

以维系家人、爱人、朋友和同事关系的共有共享机制为例。共有共享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设想上：所有人都是集体的平等成员，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为集体利益奉献。这个模式虽然美好且在一定范围内成立，但终究有其局限。自然选择在家庭中构建的利益重叠只是局部的——兄弟姐妹会争夺父母的投入，父母在现有子女与未来子女间左右为难，夫妻则会因对血亲的忠诚与出轨的可能而离心离德。当所有人都为共同利益劳心劳力时，总有人会偷工减料、囤积私藏或独占资源。这些普遍存在的现实与维系集体温情的共同知识相悖，因此，人们自然会将它们排除在共同知识之外，同时又心知肚明以便保护自己免遭剥削。

稳定等级制度中的权威等级制同样依托于有用的虚构：等级制度具有正当性，源于才能、力量、慷慨、主动性等珍贵特质的差异，且上位者真心关怀集体福祉，对下属承担家长式责任。然而现实中，领导者可能通过暴力、不当继承或纯粹的运气获得权力，而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为了维护复杂组织中的合法指挥链，人们往往选择避免公开谈论上级的缺点。

平等匹配关系则依赖于双方接受的非正式惯例，以求公平分配资源。然而个体永远无法做到完美无私，总有人试图钻规则空子、钻系统漏洞、篡改数据、做假账、走后门或在秤盘上动手脚。我们时常暗自怀疑，身边的熟人未必能免于使用这些伎俩。但如果这些怀疑成为共同知识，那么违反规则就会成为常态，从一开始也不会有人愿意遵守规则。事实上，当普遍存在的作弊可能性成为共同知识时，我们就会抛弃基于信任的温情关系模式，转而投向冰冷的正规市场和其他理性法律机制，因为在这些体系中，每项规则都是共同知识。

即便社交生活中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较为罕见，但正如吉米·卡特提醒我们的，诱惑可能无处不在。进化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指出：虽然我们的自私基因会渴求背叛，但这些欲望很少会转化为公开行为。这是因为我们在选择行动时，必须在个人意愿与他人诉求、现实约束之间做出妥协。而我们的欲望却能在想象中肆意驰骋。西蒙斯认为，意识的作用在于捕捉罕见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对生存适应性有重大影响的机会，比如性行为、暴力冲突与阶层跃升。相比之下，调节生理机能或是指导走路这类熟练技能，在常规计算中则被归入无意识处理的“锅炉房”。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中按部就班地行事时，想象空间正充斥着各种邪恶幻想。

当然，西蒙斯并非第一个发现此现象的人。早在1651年，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写道：“人的隐秘思绪会肆意游走于神圣与亵渎、洁净与污秽、庄重与轻浮之间，毫无羞耻和内疚。”英国法律改革家詹姆斯·菲茨杰拉德·斯蒂芬（James Fitzgerald Stephen）在其作品《英国刑法史》（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in England）中更为精辟地指出：“若思想犯罪可被惩处，全人类皆为罪人。”现代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承认曾幻想过杀死自己怨恨的人（常伴随酷刑）、强迫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被强迫，以及与不正当对象发生性行为。

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拥有私人知识，比如我们知道自身存在禁忌欲望。当意识到自己并非特例时，我们便获得了相互知识，即多数人都知道他人也怀有禁忌欲望。但将这种欲望公之于众成为“共同知识”，让彼此都明确知道对方知道这种欲望，并形成认知的无限循环，那绝非小事。即使对方可能暗自怀疑过这些可能性，但你最好也别告诉老板曾动过杀他的念头，或向伴侣或同事坦言幻想与同事发生关系。因为这些直言会破坏维系人际关系的潜规则体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刻板地回避任何令人不适的私人念头。默许的潜规则可能掩盖诸多不公与荒谬，社会改革往往始于某个直言者指出“房间里的大象”，或童言无忌道破“皇帝的新装”。心理治疗也常通过引导患者觉察并挑战关系中那些未言明的规范来进行，这些规范可能正是导致其功能失调的枷锁。即使是科幻作品和情景喜剧中关于强制诚实的思想实验，通常也会描绘出角色在困境中获得的成长。但虚伪自有其逻辑，不是每个案例都只是守旧过时的陈腐产物。

本文经 浙江教育出版社 湛庐文化 授权，选摘自 [美] 史蒂芬·平克 著 叶星、李井奎 译《共同知识》，原作名: When Everyone Knows That Everyone Knows...: Common Knowledge and the Mysteries of Money, Power, and Everyda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