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的起义军首领李密，为了争取更大的舆论支持，指派部下祖君彦撰写了一篇内容激烈的檄文，这篇檄文后来被称为《为李密檄洛州文》。在文中，祖君彦不吝笔墨，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宗罪状，篇幅浩繁，语言尖锐。其中，第七条罪状便是：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不思长策。这条指责隋炀帝好大喜功，企图吞并小国高句丽，然而以失败告终，反而成为人们的笑柄。 根据祖君彦的说法，隋朝与高句丽之间的冲突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隋朝在高句丽问题上的不仁不义，导致了最终的灭亡。历史似乎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说法，将隋炀帝的高句丽之战视作暴政的象征。然而，这样的定性既不公平，也显然缺乏全面性。 高句丽，作为东亚历史上重要的政权之一，其版图曾横跨如今中国的吉林、辽宁部分地区，甚至涵盖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及韩国部分地区。这个政权与后来建立的高丽王朝并无直接关系。从司马迁的《史记》来看，早在周武王灭商之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就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政权。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汉时期的卫满朝鲜逐渐取代了箕子政权，并成为一大政治实体。汉武帝时期，汉朝统一了朝鲜半岛北部，并通过郡县制将其纳入版图。 到了隋朝时期，隋朝黄门侍郎裴矩在一次战争演讲中提到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表明隋朝视高句丽为依附于中原的属地，而非独立的国家。这样的态度将高句丽的地位定性为隋朝的附庸国，战争的性质也因此成了内政，而非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高句丽本身也清楚自己的位置。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始终对中原王朝保持臣服。在依附强者的同时，高句丽也通过不断扩张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隋朝建立时，高句丽已经与中原的周边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结成联盟，抢占了契丹和百济的部分领土，逐渐崭露头角。然而，高句丽显然并不满足于此，逐渐显现出与隋朝竞争的意图。 隋朝建立后，高句丽曾多次派使者表示臣服，隋文帝也给予了高句丽王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的封号，表面看似优待，实则暗示高句丽不过是隋朝的附庸。而高句丽王对此心知肚明，表面上继续表示臣服，暗地里却积极寻求突厥和陈国的支持，以图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尽管陈后主陈叔宝懦弱无能，但高句丽还是希望通过这种外交手段稳住隋朝的压力。 隋文帝时期，隋朝在对外战争上分散了许多精力，而高句丽则在悄悄扩张，利用外交手段为自己谋得更多的战略空间。然而，随着陈国的灭亡，高句丽开始意识到隋朝对其的威胁越来越大，局势也逐渐逼近爆发。 到了公元598年，高句丽终于在挑起了与隋朝的第一次战争。此时，高句丽王的决策显得冲动且冒险。背后则是高句丽与隋朝之间复杂的关系网，既有与突厥的联盟，也有与邻国百济的纷争。这场战争虽看似是高句丽的主动挑衅，但实则是双方长时间积累矛盾的爆发。隋文帝派遣了精锐部队进行回应，战争迅速升级。高句丽意识到自己与隋朝之间的力量差距，迅速派遣使者求和。使者的话语充满了悔意，表示高句丽向来忠诚于隋朝，希望通过诚恳的态度修复两国关系。

尽管高句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并不大，但其后数年，高句丽并未如期恢复与隋朝的朝贡关系，反而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隋朝也并未放弃对高句丽的压力，虽然战争进程暂时停滞，但双方的矛盾依然未解。 进入公元601年后，隋朝第二次东征开始，这一时期高句丽并未派遣使者来朝，表面上是忽视了隋朝的威胁，实际上却在为自己的未来做着布局。此时的高句丽正在忙于扩展势力范围，希望通过与周边国家的结盟以及不断的战斗，为自己在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铺路。隋朝也深知这一点，并不断加强对高句丽的压力，防止其进一步崛起。 隋炀帝继位后，开始加大对高句丽的打击力度。他不仅要解决高句丽的威胁，还要通过战争巩固自己的政权。然而，隋炀帝的战争策略显得过于急功近利，他过于关注外战，忽视了国内日益严重的内乱。隋朝内外困扰，民生疾苦，百姓与官员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即便隋炀帝在多个领域力图扩展国家疆域，但内政上的不作为、外战的过度消耗，最终导致了隋朝的内部分裂。 隋朝的征高句丽战事虽然屡次开战，但每一次都不得善终。即使隋朝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由于内忧外患的夹击，最终未能如愿以偿。隋炀帝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终于意识到，他的宏图大业和盲目的战争决策让国家陷入了深渊。虽然他未曾能完成自己的理想，但他的最终悔悟成为了历史的深刻教训。

对于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的失败，我们不能仅仅归咎于战争本身。更多的，是战争时机的错误和过度扩张的贪欲。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隋炀帝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最终在他的亲信宇文化及的逼杀下，留下了我实负百姓的深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