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这位唐朝历史上最为贤德的女性之一,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贤内助,也成为后世封建社会宫廷女性的榜样。她的品德和治国理政的智慧深深影响了唐朝乃至后来的朝代,几乎所有后宫中的妃嫔,不论是心服口服,还是为了应付外界的评价,都会以学习长孙皇后的贤德为自豪。至于她们是否真的做到,外人是无法知晓的,只有她们自己心知肚明。
长孙皇后对节俭的坚持,已经成为了她为人处事的重要标志。她不仅要求自己节衣缩食,还在很多细节上力行节约。她的这种节俭精神,虽然在外界受到赞扬,但李世民的后宫却是一片奢华,宫中妃嫔们衣着光鲜,庶子们也是生活优渥,似乎与长孙后提倡的节俭大相径庭。对此,唐代名臣马周曾上书劝谏,希望能遏制这种奢侈风气,但终究未能改变什么。 作为一位妻子,长孙皇后不仅仅关注国家大事,她对丈夫后宫的妃嫔们同样心存关怀。有一次,一位不知名的妃嫔生病了,长孙皇后宁可放下自己正在服用的药物,也要让病重的妃嫔先吃药,以帮助她尽快恢复,为的是能够早日侍奉李世民。对于节俭的她来说,配药多花一份钱似乎是不必要的开销,而她这种心思细腻的举动,无疑赢得了宫中所有人的尊敬与爱戴。 长孙皇后并不仅仅关注细节,她的胸怀和气度也深得李世民的欣赏。她与李世民的关系一直非常和谐,虽然是结发夫妻,但她始终对丈夫怀有极高的敬意和尊重。每次与李世民说话时,她都会耐心等候丈夫的回应,从不敢轻易犯上。相比后世的张皇后,明孝宗与她的互动则显得极为不同,孝宗对张皇后的态度既宠溺又惧怕,甚至在服侍她吃药时,自己都不敢咳嗽,生怕打扰了妻子的安宁,而长孙后却能以大度与包容来处理夫妻关系,她的贤德无疑为李世民的治国安邦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长孙皇后不仅仅体现在对李世民的尊敬上,还在一些小事中展现了她的远见卓识。贞观二年时,她得知前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满十七,容貌出众,便亲自去求得这位美丽的女子,献给李世民。当时她怀着高宗李治的身孕,但仍然考虑到后宫中是否有足够的妃嫔来满足李世民的需要。她的这一行为无疑表现出了她对丈夫的体贴和大度。尽管李世民也曾对郑女有意,然而当魏征提醒他郑女已有未婚夫时,李世民才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长孙后贤德的一面,也反映了她对于后宫和国家大局的深思熟虑。 更为难得的是,长孙皇后还劝导其他人,她并不吝惜自己的建议与关怀。当时,房玄龄的夫人卢氏性格固执,受北朝风气影响,坚决不肯向长孙皇后学习,尤其在处理丈夫房玄龄的私事时,她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心理。长孙皇后多次劝解她,劝她宽容大度,甚至鼓励她为丈夫纳妾,以让丈夫更愉悦。然而卢氏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坚决表示不愿妥协。在后宫的关系和情感处理中,长孙后显示出了非凡的智慧与宽容,而卢氏的固执则反映了她无法摆脱传统风气的束缚。即使李世民曾命令赐毒酒——其实是醋——来警告卢氏,她依然宁死不从。这一幕,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长孙皇后始终坚持自己不干政的原则,她坚信自己只是一个妇人,怎敢参与国家政务?她明白,自己的责任是保持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而非干预丈夫的政务。她不参政、不插手,也不试图干涉国家大事,这是她作为贤内助的独特之处。然而,这与后世一些贤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明朝的徐皇后,她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要学习长孙后,但她的做法却完全背离了长孙皇后的本意。徐皇后甚至鼓励大臣夫人参与丈夫的政务,试图挑战传统的女性角色,而这种做法显然与长孙后提倡的温文尔雅、恭顺尊夫的形象相去甚远。 如果这个社会能多一些像长孙皇后那样的贤德女性,少一些像房夫人、张皇后、徐皇后那样嚣张跋扈的女子,社会或许会更加和谐、安定。长孙皇后以她的贤良与智慧,为后代的女性树立了一个高尚的榜样。而历史也铭记着她的伟大与无私,愿我们从她的故事中汲取智慧,为未来的社会贡献一份安定与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