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时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廖汉生被免职回京。上级考虑到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能力,准备安排他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或者军事学院院长,这两项职位供他选择。然而,廖汉生却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军职岗位上,反而决定从军队系统退下来。让人意外的是,短短一年之后,他便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按时履职。
廖汉生的军旅生涯并不以早期参军为起点,实际上他是在1933年才加入主力部队,之前一直在地方从事游击战斗。进入部队后,恰逢第二军团急需政工干部,他凭借着自己一定的文化素养,受到了关向应政委的特别培养,一年后便被提拔为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旅政委,解放战争时则担任了军政委。虽然他从未担任过兵团级干部,但凭借战时的优异表现,还是被评为副兵团级中将。1957年,廖汉生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随后便被任命为学院院长;1960年,他调任北京军区政委;1973年,成为军科院政委;1975年,担任南京军区政委;1980年,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从他的履历来看,廖汉生无疑是开国中将中的佼佼者。即使在1965年军衔取消、行政级别重新确定时,他也和刘志坚、肖向荣、吴法宪等几位高级将领被定为行政5级,这个级别在当时已是非常高的。 然而,到了1982年,年过71的他被免职回京。虽然那时军队内部提出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但由于当时的干部层次青黄不接,且廖汉生身体依然硬朗,仍然具备继续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因此,上级本打算继续安排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或者军事学院院长。尽管如此,廖汉生并未对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在五十年代,他曾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与此前担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管辖包括全军区野战军、海军、空军等在内的80多万兵力相比,军事学院的学员人数相对较少,工作的重要性显得有些薄弱。在那个年代,军队的职务安排是有严格排序的,首先是总部,其次是大军区和军兵种,最后才是军事教育职务。廖汉生对于调任总政的安排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早在战争年代,上级曾要求他担任旅政治部主任,但他更愿意选择担任团政委,而不愿意在具体机关工作。解放后,尽管他被安排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却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冼恒汉,让他负责这项工作,因为冼是长期从事政治部主任工作的人。至于调任总政的提议,考虑到总部领导班子的换届,尤其是原西北野战军1纵旅政委、廖汉生的下属余秋里升任总政主任,廖汉生心中是否有些不适应,或许也是值得推敲的一个因素。余秋里在解放战争期间未曾突出表现,反倒是在和平时期管理军队财务工作上展现了才干,迅速升任总财务部部长,并在后来的职务变动中迅速升迁,最终成为副总理。 至于廖汉生是否因为军职不高而选择退出,答案似乎并不简单。他的退役与是否心生不满并没有太大关系。从上级的角度来看,他的去向已经是深思熟虑的决定。1983年,廖汉生在新一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负责法律工作,成为副国级领导。虽然有人可能会疑问,是否因为军职不高才选择去人大履职,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经过上级考虑和安排的结果,并非廖汉生个人的主观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