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地方政府的公务支出，涵盖了接待、宴请各级官员以及馈赠等，费用数额庞大，成为当时财政的一大负担。

北宋初期，宋太祖设立了公使库，专门用于犒劳在外奔波的官员。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务支出的种类也逐渐增多，公使钱作为官员办公经费的用途愈加广泛。本文将详细阐述公使钱的具体支出项目。

宋太祖时期，朝廷已明确规定：根据先前的传统制度，各州郡的公使库中的钱物和酒食专门用于馈赠往返京城或到任、离职的官员，作为差旅费用。这些费用必须专款专用，若擅自挪作他用或送给无关人员，便会以监主自盗罪严惩。到了南宋孝宗时期，规定更为严格。各州公使库的资金，仅限于现任官员使用，且馈赠只能是酒类，且数量也严格限定在规定范围之内。为了确保这一规定的实施，提刑司被赋予了监督职责，任何私自赠送公使钱物者，都将依法追究刑责。

公使钱最初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犒赏到任或离职的官员。例如，熙宁二年（1069年），朝廷为淮南等地政府机构每年拨付数百贯公使钱，用于宴请和迎送官员，明确规定这些钱财不可用于其他用途。这也表明，朝廷对公使钱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容随意挪用。

一些边疆地区的州郡，往往将公使钱用作对官兵的奖励，这有助于加强边防管理。比如，在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出台了节假日发放公使钱的制度，规定县镇驻军每逢冬至、元旦及同天节，由知县等出资犒赏，之后这一责任转交给州府统一发放。这类奖励不仅限于节日，甚至会针对突发的战斗任务。例如，熙宁九年（1076年），为了提升交趾的战斗力，朝廷特地下发五十万公使钱，奖励参战的保丁。

然而，公务宴请逐渐成为一种官场风气，宋朝官场中的奢靡之风也由此滋生。庆历七年（1047年），判北京的贾昌朝就提到，河北各地的总管及军队存在以宴请规格为荣的风气，彼此攀比，追求品种多样、档次奢华，稍有简陋就会遭到非议，结果许多官员不得不迎合这种风气，抬高宴请规格，负担日益加重。

这种宴请风气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严重负担。许多地方甚至因为过度宴请，导致政府入不敷出，官员的薪水都难以发放，民众生活困苦，商人也因无法继续经营而家破人亡。部分官员因此请求朝廷下令，除了州军所需的公使钱外，其他的宴请费用应从简，并要求官员不许高价采购物品，政府采购必须按市场价支付，不得剥削百姓。

到了北宋中期，宴请风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官场的奢靡攀比之风更加泛滥，朝廷开始着手整治。然而，即便在南宋时期，这种浪费现象依然层出不穷。

除了宴请犒设外，公使钱的另一重要用途便是用于官员之间的馈赠。北宋早期，作为公使馈赠的礼物种类较少且价格低廉，更多是象征性的表示。然而，到了仁宗时期，公使钱逐渐成为行贿工具。比如，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兖州知州王逵用公使钱购买蜡烛和墨水，赠送京城中的高级官员，结果被停职处理。徽宗时期，类似的行为愈发频繁。大观三年（1109年），河北东路提刑司上奏，揭露齐州公库多次挪用公使钱进行馈赠。 包拯等清廉名臣也曾指出，地方官员互赠公使酒等物品，往往是为了讨好权贵，谋取个人利益。尽管朝廷明令禁止将公使钱用于馈赠行贿，但因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相关规定始终未能彻底遏制这一现象。 进入南宋后，公使钱物馈赠已经成为行贿的常态。李心传曾记录，东南地区尤为盛行利用公使钱进行行贿，光扬州每年用于馈赠的公使钱就高达十余万缗。江浙一带更是每年需送上六七次酒，每次数量高达数千瓶。孝宗虽然下令整治，仍未能根治这一风气，反而愈发严重。派往东南地区的将领与监司等官员，常借上下马之名，馈送数万缗，形成庞大的贿赂链条。 不仅上司与权贵需要接受馈赠，一些官员还将公使钱赠送给亲戚、朋友，或用公款替他们解决困难，这样的现象导致地方政府的公款被大量滥用。例如，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程瑀的论著出版，全部使用公使钱，并且分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数量达到上千本。结果，负责财务的魏安行被弹劾，最终遭到罢官处罚。 这些不道德的馈赠行为不仅拉近了官员与亲朋的关系，却严重侵蚀了公共财产，也使得政府的公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公务馈赠作为地方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其存在有着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但其滥用和腐化却让这一传统变成了官场的一大弊病。 宋代地方政府的公务支出中，迎送费用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迎送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庞大，还需要雇佣大量民众，导致相关费用极为高昂。尤其是在一些地方，迎送活动常常形成庞大的阵仗，几乎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为了遏制这一现象，真宗时期朝廷曾规定，各地官员的迎送活动应尽量简化，人员最多只能派一两人，距离不得超过三五里，违反者将从重处罚。 尽管有这些规定，地方政府的迎送费用仍然占据了财政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在一些地方，迎送费用已占到路级监司一年支出的三分之一。这一现象导致了财政严重不足，百姓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在南宋时期，官员的迎送阵仗愈发夸张，连军队和民间的力量也被调动参与其中，极大地消耗了政府的财力与人力资源。 公务接待，尤其是迎送活动，已经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公务事项，往往成为官员为了树立威望，进行权力展示的手段。这种庞大的接待活动，使得大量政府资源被浪费，且常常变相地为官员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财政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