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朱德说：你对一半，我对一半。 朱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半高的位置，投下了他那带着些许困惑的一票。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毛泽东在风景如画的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原本是总结经验、调整指标，并继续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与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提出了19个问题要求大家讨论。会议从7月3日到10日，分成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整个会议气氛显得轻松而祥和，大家都认真交流，畅所欲言。白天安排大家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则看戏休息，偶尔还会有人在庐山的山间漫步，登高望日出。因而，毛泽东与会者都戏称之为神仙会。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参与了这次庐山会议。这是朱德第二次登上庐山，和毛泽东不同，朱德早在1927年6月就曾到过庐山。那时，他是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南昌，并在途中被敌人追踪。为了甩掉尾巴，朱德通过金汉鼎的陪同上了庐山，只为了暂时躲避敌人的追捕，匆匆而上，甚至无暇欣赏庐山的美景。时隔32年，再次踏上庐山，朱德的心情和当年的匆忙心境截然不同。

然而，在会议议程中，朱德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直言会议中存在一定的不足，认为发言上的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后，先是愣了一下，沉思片刻后，答道：你对一半，我对一半。朱德听了毛泽东的回答，也就没有再多言。 那么，朱德为何会这么说，而毛泽东的回答又是什么意思呢？

1956年，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苏两党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缺乏经验、想尽快让全国人民脱离贫困落后，党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特别是在经济上，过于片面地追求发展速度，忽视了实际的经济规律。朱德，作为一位出生贫苦的农家子弟，从小便与土地为伴，深知农村与农田的状况。他对那些从农村上报来的亩产数据半信半疑，认为有必要亲自去考察。当时毛泽东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对朱德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他和妻子康克清深入南方，亲自到广州的农村考察。 朱德走进农民家中，与他们直接对话，了解第一手资料。他得知，农民对公社大食堂并不满意，便直言不讳地告诉基层干部：食堂不好就解散！这一言论在当时无疑是禁忌。然而，朱德似乎并不顾虑这些政治上的禁忌，直言直语。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公共食堂和家庭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来自实际调研，但却与会议的主旨有所冲突。在大会上，他的这些发言并未得到积极响应。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住在359号别墅，每天几乎都有部下来拜访他。朱德曾指挥过千军万马，领导过全国各地的战斗。会议期间，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部下都来庐山，想和朱德叙叙旧，但朱德无心与他们寒暄。无论是谁来，朱德总是用他那慢条斯理的四川口音谈论大炼钢铁和大食堂的问题。 有一天，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看望朱德。陶铸在去年广东的过度行动引发了朱德的不满。如今，广东人开始走到湖南寻求食物填肚子，陶铸主动承担责任，想听朱德的意见。朱德表达了对过去工作的失误和对国家带来损失的忧虑。他说：如果去年不刮那股风，不知道能出口多少东西！我一直觉得要搞对外贸易，这样才能加速建设。朱德一向坚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理念。他时常去民族工艺品的工厂，试图利用中国传统工艺来换取外汇，然后从发达国家引进急需的技术和设备。

然而，随着庐山会议的推进，朱德渐渐意识到会议气氛的变化。当他终于察觉到会议气氛不再像最初那样民主开放时，他默默地不再发表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直言不讳、敢于直面毛泽东的彭德怀，遭受了不公的待遇，这让朱德心中更加不安。朱德从来不是那种随风摇摆、善于用华丽语言为自己辩解的人。他的做法是，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拉，尽量不批评别人。与会的一些人，看到气氛变得不对时，迅速改变了自己的言辞，甚至将责任推给了彭德怀等人。朱德深知，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保持自己为人的原则。因此，在会议后期，他选择了沉默，用无言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 在最紧张的时刻，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本篇开头所提到的对话。毛泽东所说的各对一半，可以理解为，会议前期的民主氛围还算充分，而后期民主气氛却渐渐消失，这正是朱德所感受到的会议问题所在。 最后，在表决时，按惯例，大家需要举手投票。朱德也举起了手，但他的手只举到别人一半的位置。这个动作，显然透露出他极不情愿的态度。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散步时遇到了朱德，调侃道：你啊，老总，举了半票？朱德笑着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怎么举的，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