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章从课本中移除，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也被剔除出中学历史课本。这一改变，虽然让人有些唏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移除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对于鲁迅的文章是否应该移出课本的问题，似乎没有必要再过多争论，但明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被移除，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多年前，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就已经被许多史学界人士视为五大伪命题之一。对于曾经学习过历史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应该对这个伪命题的来源并不陌生。究竟为什么明朝被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帽子呢？这种说法的根源，实际上与某些国家项目的申请以及当时带头研究的学者背景密切相关。事实上，明朝根本没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不过是当年为了迎合所谓的五朵金花理论而硬生生套上去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凭商业发达就断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顾准先生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法权体系，只有具备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法律和制度基础的社会，才能真正产生资本主义。而在当时的中国，法律、制度基础完全不具备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个伪命题。现在，随着新教材对这一内容的删减，实际上是对这一理论的终结性承认。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和萌芽？简单的雇佣关系，显然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经济生产的基础，而当时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中，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所谓的萌芽也完全不存在。

萌芽意味着未来必然会发展成资本主义，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发展土壤，也没有条件去发展资本主义。所以，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学术界根本不被认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更重要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出现时期，正是万历时期，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个说法？

其中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万历皇帝长期不朝不政，导致封建社会制度在短期内出现了暂时的松动，为社会经济的短暂繁荣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管理制度逐渐恢复，这一经济的繁荣很快烟消云散。清朝继承了传统的封建社会统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从历史教材中删除，实际上是对这一观点的一种反思和纠正。更加客观的说法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明朝经济在短暂的商业繁荣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城市化现象。随着农村的乡绅和贫困农民涌入城市，乡绅开办工场，手工业得到一定发展，贫农成为学徒和工人，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然而，这一变化的程度非常有限，并未形成资本主义的基础。直到万历中期，这种现象就已经达到了饱和。

此外，明朝的城市化进程在当时确实有了一些显著的成效。南直隶地区，甚至开始出现了公共医疗、公共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制度，老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保障，这也是当时江南地区抵抗清军入侵最为激烈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局面并非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封建社会的临时松动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短暂尝试。 举个同时代的例子，1601年，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就诞生于阿姆斯特丹，伴随着西欧航海和商业的兴盛，保险、银行、会计业等金融体系也开始蓬勃发展。现代金融、会计行业的许多规则，至今都源自西欧。而在明朝，雇佣关系只是劳动交换的一种形式，它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 更为根本的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依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才能真正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只有当蒸汽机等技术得以运用时，雇佣劳工的手工作坊才能转变为工厂，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思想上缺乏对近代科学的重视，也没有相关的技术创新，因此，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并无太大关联。 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思想的封闭性极强。在明朝，儒学的变形已经彻底压制了思想的自由流动，这种压迫程度远超汉唐时期，李贽等反对者的出现，反映的并非资本主义思想的觉醒，而是对儒家教条的反叛。在这种压制下，商业的繁荣并不会引发思想的解放，反而更容易被压制和消亡。 总之，明朝并没有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的缓慢进步与封建体制的束缚，注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法兴起。历史课本删除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实则是在纠正这一误导性的说法。这也提醒我们，历史的叙述不仅要关注政治史，还应当考虑到经济史、社会学等各个方面，才能避免走入认识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