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牧与刺史的区别**

在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夏季的某一天，汉帝国的首都洛阳同时涌出三支官兵车马队，分向北、南、西南三个方向。此时帝国各地烽火连天，西北的凉州边境与韩之乱未平，黄巾余党在河西（今河西走廊）死灰复燃，郭才等人趁机攻打太原、河东（今山西夏县北）；而北方的匈奴屠各胡也频繁侵扰并州（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凉州的相、赵祗自称黄巾在益州（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甘肃、湖北一小部分，东汉十三州中地理面积最大）肆意攻城略地，形势非常严峻。在这种多事之秋，朝廷派出三支车马队前往不同地方，是否意味着即将发生大事？

确实，大事发生了。正是这一事件，让汉帝国的皇权开始瓦解，逐步走向衰落，同时，帝国的版图也开始分崩离析，割据势力层出不穷。究竟是什么事呢？就是废除刺史职务，改立州牧，简称废史立牧。

许多三国迷可能会困惑，为什么有些州是州牧，而有些州是刺史？州牧的权力大，还是刺史更高？这一问题虽然看似简单，却至今让许多人疑惑。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做一番简单的介绍。

两汉实行郡县二级行政区划。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时，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并设立十三个刺史，每个刺史的职务为六百石。此后，在成帝、哀帝、王莽等朝代的更替中，刺史职务经历了几次变化，逐步转变为二千石的州牧，再改为刺史，再次改为州牧。直到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才恢复了汉武帝时期的规定，设置了十二个刺史，分别管理各州，另有一个州属于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亦称卧虎，是东汉十三州之一司隶部的军政首脑，比普通州牧的权力更大。因为其辖区内拥有一支由一千二百名中都官徒隶组成的武装队伍，所以司隶校尉的权力相当于副国级。而州牧则相当于省部级官员。

刺史的职权主要是监督和监察地方官员，尤其是对高级官员进行监督。与现代的某些职能部门类似，刺史的职权并不涉及行政、民政、军政的实际决策，更多的是对各地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纠察和监控。古代的监察体制中，刺史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类似于明朝的六科给事中，尽管其级别较低，却可以对六个部长进行监察。

根据《奉诏六条察州》中的规定，刺史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监察地方大族的违法行为、监督郡守国相等高级官员的不当行为、查处冤假错案、揭露官员任人唯亲、不公用人的问题，以及打击官员与地方豪门的勾结。可以看出，刺史的职权虽然仅限于监督，并不涉及行政、民政或军政权力。

相比之下，州牧则拥有更为广泛的权力，负责州内所有的行政、民政、军政事务，堪称地方的最高统治者，俗称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如果用现代级别来比喻，刺史类似于省纪委书记，而州牧则相当于省委书记、省长与省军区司令员的合体。由此可见，州牧的权力显然大于刺史。

在大一统的王朝面对危机时，朝廷往往无奈地将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以期达到上下同心、共度难关的目的。比如清朝末期，太平军起义期间，朝廷允许地方大员组织团练，集结军队来应对危机；而当太平军被平定后，朝廷又逐步收回了地方的部分军事权力。但这种做法极为危险，容易导致地方首长的拥兵自重，甚至产生割据之势。

历史上，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唐朝。唐中期实施的节度使制度，让地方节度使掌握了重兵，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朝未能像清朝那样幸运，最终在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的崛起下，帝国分崩离析。

从秦汉开始的皇权专制体制中，存在着许多至今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如皇权与相权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利弊等。这些敏感问题在古代并未得到深入探讨，因为在家天下的体制下，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士大夫文人也无暇深究这些制度性问题。

有趣的是，古代文人很少像古希腊、罗马，或者中世纪的西方文人那样热衷于讨论体制问题。这种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东亚儒家文明长期与其他文化缺乏交流和碰撞，儒家文化深深植根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而儒家的伦理思想也未能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导致缺乏足够的思辨。 回到废史立牧的改革，最初提出这一建议的人是太常刘焉。刘焉出生于江夏，家族为汉景帝的宗室。他在年轻时便接触了儒家经典，并在成帝时进入朝廷任职，后晋升为太常。188年，看到朝廷内外纷乱，宦官专权，刘焉提出改刺史为州牧，借以让地方官员拥有更多权力，以平定乱局。 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并开始试行。第一次实施州牧制度的三个官员分别是宗室刘虞、朝廷重臣黄琬和刘焉本人。刘虞被任命为幽州牧，黄琬被任命为豫州牧，而刘焉则被派往益州担任州牧。 然而，随着州牧制度的推广，很多地方官员开始拥兵自重，逐步形成割据势力，最终导致了汉帝国的分裂。刘焉作为最初的改革者，其主张废史立牧虽有治乱之意，但却也为后来汉帝国的衰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