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这段时间的权力巅峰时期，辽东的战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尽管有些人认为此时的明军成功压制了后金，甚至改变了战局，但如果细究起来，压着后金打这句话，似乎更像是夸大其词。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这段话出自《明史·袁崇焕传》，是清朝对其曾经敌人的高度评价，话中也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事实：自从努尔哈赤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兵反明后，后金的铁骑在辽东战场上可谓所向披靡。在此后的数年里，后金先后夺取了抚顺、清河，取得了萨尔浒大捷，并攻占了开原、铁岭、辽阳、沈阳，最后轻松拿下广宁，牢牢掌控了辽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尽管明军在局部战斗中如毛文龙的镇江大捷也有一些胜利，但整体上，后金依然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袁崇焕在天启六年（1626年）取得宁远大捷，以及天启七年（1627年）再度获得宁锦大捷，才使得明军的局势出现了部分回升。然而，纵观整个战略态势，后金仍然掌握着主攻权，明朝依然处于防御状态，凭借关宁锦防线勉强抵挡住了后金的进攻。

在这段时期，除了袁崇焕，孙承宗和毛文龙也是不可忽视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在稳定辽东局势、抵挡后金扩张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承宗于天启二年（1622年）自请督师蓟辽，天启帝亲自为他送行，并赋予他尚方宝剑和坐蟒的荣誉。孙承宗在督师期间，通过一系列果断的举措，稳定了辽东的局势，使得后金的进攻被有效遏制，迫使努尔哈赤不敢越过辽河。孙承宗的改革主要包括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清除了许多庸碌之人，提拔了如袁崇焕、祖大寿等一大批军事将领，这些人后来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加强了军纪，优化了部队结构，并在辽东建设了坚固的关宁锦防线，为明军提供了强大的防御支持。

毛文龙当时已成为东江镇总兵，他以皮岛为中心，依托朝鲜的铁山和义州建立粮仓，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敌后根据地，有效牵制了后金的进攻。尽管毛文龙的主业是走私和贸易，但他对后金的骚扰也不容忽视，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不过，即便在孙承宗和毛文龙等人的努力下，明军依然只能在辽东稳住防线，暂时阻止了后金的进一步扩张。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两次大规模进攻中，明军虽然在宁远和宁锦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些胜利只是防守战的成功，未能改变明朝的战略防守态势。总体而言，辽东战局依然处于对峙状态，明朝并没有能够收复失地。

至于魏忠贤，他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在他掌权的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开始大力打压东林党，特别是孙承宗等人的政治敌对，使得孙承宗在局势中陷入了困境。孙承宗的离职以及高第的继任，导致了辽东战局的短暂动荡。高第的命令是放弃辽东，死守山海关，这使得努尔哈赤得以趁机出兵。而袁崇焕的坚决抗命，才最终取得了宁远大捷，稳定了局面。

魏忠贤的用人策略在此期间显得尤为复杂。他虽然极力排挤东林党，但在辽东战局的支持上，仍然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军饷，包括修建关宁锦防线、发展水师力量、添置火炮等。同时，他也在财政上有所作为，通过征收商业税和矿税，为朝廷筹集了资金，避免了加重百姓负担，维持了社会稳定。

然而，魏忠贤的行为并非单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更多的是为了权力的争夺。作为一个太监，魏忠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续掌握权力、维持天启皇帝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对辽东战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更多的是出于自利的考虑，且他对异己的排斥也直接影响了辽东局势的稳定。 最后，天启皇帝在魏忠贤的阴影下，依旧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智慧，他对孙承宗的支持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天启皇帝虽然年轻，但他善于平衡权力，在魏忠贤的权力膨胀中，尽管没有充分介入，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合理的决策。

总结来说，魏忠贤虽然在辽东战局中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改变战局的根本力量。辽东战局的转机，更多是由天启皇帝、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共同努力促成的。魏忠贤的作为更多反映了他对权力的渴望，而辽东的胜利，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防御成功，并未真正改变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对抗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