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海报

电视剧《太平年》热播。首集以张彦泽食人吮血开篇，展现了五代的混乱时局，意欲烘托赵匡胤在此背景之下建立大宋“太平年”的历史功绩。杀人作军粮在唐末五代的确并不鲜见。唐末秦宗权军缺少粮食，遂“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卷二〇〇，中华书局，1975年，5398页）。孙儒为抗击杨行密，“杀民老疾以饷军”（《新五代史》卷六一，中华书局，2016年，843页）。幽州刘仁恭与朱温战沧州，“城中大饥，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旧五代史》卷一三五，中华书局，2016年，2100页）。当时甚至有专门杀人供食的机构，史载刘守光围攻沧州，久不能下，将吏吕兖“选男女羸弱者，饲以曲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资治通鉴》卷二六七，中华书局，1956年，8720页）。古代战争是残酷的，不惟五代，据《鸡肋编》记载，在宋金战争期间，金狄乱华，山东、京西、淮南等地米价飞涨，无粮可吃，“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43页）。实际上，史书中并未有张彦泽杀人为粮的记载，但他虐民好杀，恣行残害，电视剧中的情节或许发生过。史书记载他作恶多端，后来被剖心处死，“市人争其肉而食之”（《旧五代史》卷九八，1526页），可谓罪有应得。

剧中赵匡胤的出场是为了将张式从张彦泽手中救出，并带回汴梁（今开封）面见石敬瑭，这一情节完全为虚构。张彦泽杀张式在后晋天福七年（942），而赵匡胤出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时方十六岁，他在十八岁与其父赵弘殷的好友贺景思之女成婚，直至后汉初年，仍“漫游无所遇”（《宋史》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所以，赵匡胤在十六岁时仍未仕宦，电视剧将他的“出道”时间提早了几年。

《太平年》里的张彦泽

《太平年》里的张式

剧中张彦泽鞭笞其子与张式求情一事，史书中确有记载。张式后来为张彦泽所杀，此事在当时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其中谏官所展现出的勇毅、骨鲠，与以往认为五代文臣缺少气节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张彦泽残杀张式事件始末

据《旧五代史·张彦泽传》所载，天福七年（942），彦泽之子任内职，常与其父意见不合而屡遭鞭笞，因惧父之狠毒而逃窜，被齐州捕送京城，朝廷赦其罪，令归父处。张彦泽却请按朝典治罪，僚属张式认为这样有伤名教，屡次劝谏，触怒彦泽。彦泽引弓欲射张式，式侥幸获免，后被赶出衙署。张式本为彦泽宾从，掌管庶务，遭身边小人嫉恨，他们借机谗构胁迫，称他若不逃跑必遭杀害。张式遂托病携家人欲奔衍州，彦泽遣兵将追捕。张式向衍州刺史求救，被护送至汾州，节度使李周驿奏朝廷。朝廷姑息彦泽，敕流张式于商州，彦泽又遣人诣阙面奏，称不得张式恐致不测，石敬瑭不得已而从之。张式被抓回后，遭决口、割心、断手足，残忍杀害。

《太平年》里的彦泽之子

张彦泽杀张式一事，震动朝堂。张式父铎诣阙诉冤，朝廷命王周代为泾州节度使。王周到任，奏报彦泽在郡恶迹二十六条，逃散五千余户。朝堂招彦泽赴阙，刑法官李涛等上章请理其罪，史载：“谏议大夫郑受益、曹国珍，尚书刑部郞中李涛、张麟，员外郞麻涛、王禧伏阁上疏，论彦泽杀式之冤。”（《新五代史》卷五二，676页）而后，迫于群臣进谏的压力，朝廷下诏云：“张彦泽刳剔宾从，诛剥生聚，冤声秽迹，流闻四方，章表继来，指陈甚切。尚以曾施微功，特示宽恩，深怀曲法之惭，贵徇议劳之典。”（《旧五代史》卷八〇，1232页）在诏书中，首先传达了对张彦泽不法残暴行为的谴责，进而又表明朝廷因其有微功遂予以宽宥，但也因枉法徇私而心生愧疚。虽然对张式及亲族进行了补偿，但对张彦泽“止令削夺一阶一爵而已”（《旧五代史》卷八〇，1232页），当时人仍不满足，以为失刑。

至于石敬瑭为何姑息张彦泽，史书也有论及。《资治通鉴》云：“帝以其有军功，又与杨光远连姻，释不问。”（《资治通鉴》卷二八三，9235页）杨光远权势倾天，军权在握，张彦泽曾随他剿灭范延光，《旧五代史》记载：“（杨光远）兵柄在手，以为高祖惧己，稍干预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从之。复下诏以其子承祚尚长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为当时之冠。”（《旧五代史》卷九七，1509页）石敬瑭惧怕杨光远的权势，故而不处理与其有姻亲的张彦泽。《新五代史·安从进传》指出：“高祖取天下不顺，常以此惭，藩镇多务，过为姑息。”（《新五代史》卷五一，660页）石敬瑭获取天下是通过契丹帮助，面对诸多强蕃，底气不足，故常姑息蕃镇，何况张彦泽背后还有杨光远。《新五代史》又称彦泽“与晋高祖连姻”（《新五代史》卷五二，675页），此事有无，或容可商。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旧五代史》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五代史》

李涛与张彦泽的恩怨纠缠

面对石敬瑭的包庇姑息，张式最终能沉冤昭雪，与后晋文官的死命进谏有重要干系，亦即诏书中所说的“章表继来，指陈甚切”，这次群臣上谏生动且鲜明地反映了五代时文官的谏诤形象与骨鲠精神。

此次上谏以刑部郎中李涛为中心，《册府元龟》记载：“涛乃与员外郎张麟、麻涛、王禧等同诣合门，进疏论彦泽之罪，请下有司，词甚切至。”（《册府元龟》卷四六〇，5202页）但石敬瑭面对群臣进言却道：“彦泽功臣，吾尝许其不死。”李涛厉声答曰：“彦泽罪若可容，延光铁券何在！”（《新五代史》卷五二，676页）范延光曾助石敬瑭建国有功，获赐铁券，但君臣猜忌，后为石敬瑭所灭。李涛以范延光为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石敬瑭的真实面目。石敬瑭大怒而起身离去，李涛紧随其后仍苦谏不已。敬瑭不得已，遂召张式父铎、弟守贞、子希范等，皆拜以官，并减少泾州民税，免其杂役一年，且下诏罪己。但是对于张彦泽，却仅仅削阶、降爵而已，谏官对此并不满足，于是曹国珍等人又与御史中丞王易简率三院御史诣阁门向石敬瑭上疏，但没有结果。

李涛作为刑部郎中，在此次群臣进谏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他曾赋诗“一言寤主宁复听，三谏不从归去来”（《唐五代诗全编》卷九五六，陈尚君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342页），由于多次上谏，而石敬瑭不听，遂感慨不如辞官归隐而去。李涛主张诛杀张彦泽，未能如愿，天福七年的张式事件以张彦泽削阶、降爵就此告一段落，但张李二人的恩怨并未结束。

《唐五代诗全编》

开运三年（946），张彦泽引辽兵入开封，杀人如麻，权势滔天，并且杀了桑维翰。据史书记载，李涛对此时的张彦泽有两种颇不相同的态度。《五代史补·李涛纳命》载李涛闻知张彦泽杀害桑维翰之后，“谓亲知曰：‘吾曾上疏请诛彦泽，今国家失守，彦泽所为如此，吾之首领庸可保乎？然事可奈何！谁能伏藏沟渎而取辱耶？’于是自写门状，求见彦泽，其状云：‘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谨随状纳命。’彦泽览之，欣然降级迎之。然涛犹未安，复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彦泽曰：‘览公门状，见纳命二字，使人怒气顿息，又何忧哉！’涛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戏为伶人词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将压惊绢来？’彦泽大笑，卒善待之。”（《五代史补》卷三，大象出版社，2019年，275页）据《五代史补》记载，李涛起初表示“谁能伏藏沟渎而取辱”“随状纳命”都展现他的勇毅果敢，但见到张彦泽后，又心下未安，主动问张彦泽果真宽恕自己与否？言语中表现出他的唯唯诺诺，欲放低姿态以求保全性命。

《宋史》所载与《五代史补》颇不相同，其云：“会契丹入汴，彦泽领突骑入京城，恣行杀害，人皆为涛危之。涛诣其帐，通刺谒见。彦泽曰：‘舍人惧乎？’涛曰：‘今日之惧，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向使先皇听仆言，宁有今日之事。’彦泽大笑，命酒对酌，涛神气自若。”（《宋史》卷二六二，9061页）《宋史》塑造了李涛大义凛然、不为强权所迫的刚毅形象，面对张彦泽的专横，依旧表示不屑，并称后悔当年石敬瑭未听从杀他的建议。

二书所载颇异，孰是孰非？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唐末泛闻录》，其解题云：“如李涛纳命事，本谓张彦泽，今乃云谒周高祖，未详孰是。”（《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中华书局，2006年，617页）在《唐末泛闻录》中，记载李涛纳命事的对象是后周太祖郭威，而《五代史补》作张彦泽，可见宋朝对此事的记载已有差异。

宋初王禹偁有诗《怀贤诗·李兵部》云：“……堂堂张彦泽，反势淩阊阖。拜章请显戮，直气不可压。三进叩玉墀，植笏立蓂荚。皇情弥慰抚，清问屡应答。终焉念小恩，曾不顾大业。高吟归去诗，潺湲泪承睫。旋踵即乱华，有同虞不腊。张公领铁马，朝市胡尘合。刺谒甚闲详，辞气殊不慑。虎狼不敢害，加礼为下榻。……”（《王黄州小畜集》卷四）王禹偁曾撰有《五代史阙文》，亦熟稔于五代文史。王诗中提及的“高吟归去诗”，即为李涛诗“一言寤主宁复听，三谏不从归去来”。“张公领铁马”以后句，描写的就是李涛入张彦泽帐中，不卑不亢之事。王禹偁将李涛作为前朝贤者，赞其“辞气不慑”，故“虎狼不害”，与《宋史》的记载相同。

综合诸家记载来看，李涛在张彦泽杀张式一事中，挺身执言，而后在面对张彦泽时，仍能保持一定的风度，不卑不亢，并未丢失气节，不愧王禹偁贤者之赞。

词旨甚切的后晋群臣谏疏

面对处判不公的石敬瑭，后晋群臣将他们的愤懑之情寄托在一篇篇谏疏中，史书称他们文辞“指陈甚切”“词甚切至”。颇具特色的文辞反映了当时公文撰写的特点，也彰显了五代文臣鲜明的谏诤形象。

郑受益是唐代宰相郑余庆的曾孙，时为右谏议大夫，他最先上疏奏请严惩张彦泽，但所上奏皆留中不出，没有回应。他在初次谏疏中痛诋石敬瑭包庇姑息张彦泽云：“陛下曾不动心，一无诘让；淑慝莫辨，赏罚无章”，并且提到“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泽所献马百匹，听其如是”（《资治通鉴》卷二八三，9235页）。可知当时张彦泽曾进献财物马匹以求免祸，而谏疏中并未提及二人有姻亲之事。以受益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懑，若二人确有姻亲，当不会不在谏疏中揭露，因此《新五代史》所载张彦泽与石敬瑭有姻亲，或容可商。

九日后，他再次上奏，《册府元龟》保存了此次谏疏，其云：“臣自贡封事，已及九日，未闻施行，实深激愤。且臣家在晋昌，备知踪迹。彦泽在泾州杀式之后，至故雍复害军将杨洪，一如式之屠割。此乃是陛下去岁送张式令彦泽屠戮，致今春杨洪又遭此苦。……今陛下略无所问，臣实不平。……盖陛下喜怒不分，赏罚有滥。既无黜陟之法，是退贤良之心。……陛下诏墨未干，自违其旨。如水投石，不动圣心。”（《册府元龟》卷五四七，6266页）郑受益的谏书声称“激愤”“不平”，言辞激烈，直斥石敬瑭赏罚不均、喜怒不分。谏疏末句又云：“臣职忝谏诤，理合抗论，不避严诛，希回英断。”秉公直言、舍生取义之形象鲜明，展现出了他骨鲠不屈的谏诤精神。

又有杨昭俭时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的上疏保存在《宋史·杨昭俭传》中，其云：“天子君临四海，日有万机，懋建诤臣，弥缝其阙。今则谏臣虽设，言路不通，药石之论不达于圣聪，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愿回睿断，诛彦泽以谢军吏。”（《宋史》卷二六九，9246页）语辞直白大胆，词旨关切，痛贬时弊。

其他如李涛、曹国珍、张麟、麻涛、王禧等人的谏疏皆已不存，但从郑受益、杨昭俭的谏文中，也可推想当时群臣上谏的辞旨之切。从李涛直言“延光铁券何在”的力诋，可见当时群臣谏奏已经不给石敬瑭留任何情面。在以往的刻板印象中，石敬瑭残暴滥杀，文臣怯懦，但此次事件中展现出后晋众位文臣同仇敌忾，铁骨铮铮的一面，最终使得石敬瑭承受不住压力，而为张式昭雪，也维护了朝廷法纪。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载后晋有《杂表疏》一卷，注云：“石晋杨昭俭等表疏”（《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1791页），或与张彦泽事件有关，是对此次群臣奏疏的编集。唐末五代时期，曾编纂过多部谏诤文集，如南唐张易编唐代奏议为《谏奏集》七卷，采武德至宝历君臣问对及臣下论奏骨鲠者七十二事为七卷。前蜀韦庄有《谏草》二卷、《谏疏笺表》四卷；张道古有《谏疏》一卷；杜光庭有《历代忠谏书》五卷、《谏书》八十卷；后蜀赵元珙编《唐谏诤集》十卷等等。除了文集的编纂，也不乏官员对君主的苦谏之篇，如郑受益、杨昭俭的谏奏，再如后晋桑维翰谏石敬瑭赏伶人疏云：“向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绝望？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资治通鉴》卷二八五，9296页）可谓直接恳切。谏议类文集的编纂与谏官直白激烈的谏疏，展现了唐末五代文官面对复杂混乱社会的担忧与有所担当的士人精神。冯志弘也指出五代已鲜见鸿篇巨著，取而代之的是以“悲哀为主”，对执政者苦谏的亡国预警（《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4页）。

《太平年》展现的五代乱世

五代各朝短暂，士人历仕多朝，常被作为缺乏气节的代表，但从后晋群臣的表现来看，秉持谏诤传统与骨鲠人格，气魄让人动容。此外，后晋群臣的激烈上谏也有对自身处境的考量。张式之罪并不当处以极刑，而张彦泽以极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对张彦泽的严厉控诉，也是文官们居安思危的表现。五代向来被称作“武夫当国”，而文官劝诫君主，维护纲纪，表明了他们依旧在五代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太平年有多远？文官舍身死谏，似一道微光，是照亮太平的希望。直谏的勇毅，让乱世里太平愿景，有了生根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