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炉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器具，炉体呈豆形，有高而尖的盖，其名字源于炉盖的山峦造型。传说中的博山是古代神话中的仙山，遍地奇花异草，是神仙的住所。汉代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盛行“神仙思想”，人们在熏香时，烟雾从镂空的山峦形炉盖上袅袅升起，仿佛云雾缭绕在仙山，营造出置身仙境的氛围。

位于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卜太村南约2公里处的卜太汉墓群，为汉代中晚期的贵族墓葬，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头博物馆“包头古代史展厅”展柜陈列的一尊铜博山炉，便出土于卜太汉墓群，虽然历经两千余年时光的洗礼，依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铜博山炉整体呈青绿色，表面氧化形成的包浆温润厚重，尽显岁月沧桑。其结构分为三部分：炉盖为镂空山峦形，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留有细密的透气孔，既便于香烟缭绕而出，又营造出峰峦叠嶂的视觉效果；炉身呈圆底状，与炉盖以子母口紧密契合，衔接自然流畅，炉身一侧设有对称的纹饰带，线条简洁富有韵律；底部圆盘口沿外折，盘内可盛水以承接炉灰。尤为特别的是，炉身之下打破传统的三足支撑，采用鹤形支架立于龟形座上，龟鹤组合的造型设计，为铜博山炉增添了吉祥的寓意与艺术张力。

包头博物馆征集保管部的刘伟指着展柜里的铜博山炉介绍：“它的底座直径19厘米，稳固性很强；高22厘米，既便于使用，又能让炉烟升腾时形成最佳观赏效果。纵观这件器物整体，比例协调，造型规整而不失灵动，体现了汉代青铜器‘器以载道’的设计理念。它既是日常生活用具，也是兼具装饰性与精神追求的艺术品。”

汉代是中国青铜工艺发展的转型期，由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厚重威严转向轻巧灵动，形成实用与审美结合的风格。这尊铜博山炉的工艺特点体现出汉代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高超水平。炉盖、炉身、圆盘等分别制范浇铸，再通过子母口、焊接等方式拼接成型，接口处严丝合缝。

范铸法又称模铸法，先用泥制模，雕塑各种图案、铭文，阴干后再烧制成母模。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里成器，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后即为青铜器成品。

范铸法的应用使得器物造型规范，纹饰清晰，尤其是博山炉炉盖的镂空山峦造型，需要在范模中精心设计镂空结构，浇铸时既要保证青铜液均匀流淌，又要避免镂空部位断裂，对铸造技术的要求极高。

刘伟说：“镂空工艺是这尊铜博山炉的亮点。炉盖的山峦造型并非简单的浮雕，而是采用透雕镂空技法，山峦的层次、沟壑、峰峦都通过镂空手法立体呈现，最高处与最低处落差达3厘米，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空间感。镂空的孔径大小不一，最小孔径仅0.3厘米，既保证透气顺畅，又满足了熏香的实用功能，还赋予器物通透雅致的视觉效果。这种镂空工艺需要工匠在铸造后对每一处镂空都要反复雕琢、打磨。”

青铜铸造业在汉代虽不及商周时期鼎盛，但在工艺创新、造型设计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包头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铜博山炉的制作过程，经采矿、冶炼、制范、浇铸、打磨、装饰等多个工序，涉及冶金、雕塑、绘画等多种技艺，是汉代手工业分工协作的产物，见证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与生产力的进步。

通过成分检测，这尊铜博山炉的铜含量为85%，锡含量为12%，铅含量为3%，这种合金比例既保证了器物的硬度，又使其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同时，适量的铅元素还能使青铜液流动更顺畅，减少铸造缺陷，体现了汉代工匠对金属材料性能的深刻理解。

从铸造工匠的精心雕琢，到墓主人的生前喜爱，再到今日博物馆的陈列，这尊铜博山炉经历了两千多年岁月的洗礼。它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熏香器具，与汉代的社会风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凝视铜博山炉，仿佛看到两千多年前，它的主人点燃一炉香料，看着烟雾在炉盖的山峦间袅袅升起，在香气氤氲中，感受着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共生。

这缕跨越千年的炉烟，不仅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更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刘伟）

【自白】

博山清烟话汉风

我是一尊铜铸博山炉，诞生于汉代巧手工匠指端，经过熔炉里烈火的淬炼，如今挟两千年的风雅静静伫立在包头博物馆的展柜里。

我的身躯由青铜铸就，炉身浑圆厚重，承托着层峦叠嶂的炉盖，正如汉代刘向《熏炉铭》中描述：“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袅袅烟雾缭绕在炉盖的峰峦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登蓬莱，结无极”的仙山遐想。

我由三部分组成：炉盖为镂空山峦形，层层叠叠的山峦间隐藏着细密的透气孔，带着清香味道的烟雾从这些孔里缭绕而出，给人一种置身仙境的感觉，特别惬意。我的身体呈圆底状，与炉盖以子母口紧密扣合，如果不仔细看，人们根本发现不了扣合的小缝隙。我的底部是一个口沿外折的圆盘，盘子里装上水，承接我肚子里香料燃烧后的灰烬，既安全又卫生。

我的族人底座通常是简单的三足、圆盘或兽形，只有贵族才使用复杂的三足造型彰显身份。制造我的工匠便给我设计了仙鹤立于龟背的复杂支架底座。鹤的羽翼线条简洁流畅，鹤颈弯曲有度，姿态优雅。它脚下的乌龟，头微微上扬，背部龟甲纹理清晰，鳞片排列规整。这一创造性的“革新”，为我的整体增添了吉祥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代表着长寿和吉祥，常与神仙联系在一起，被称为“仙鹤”；龟也象征长寿，是祥瑞之物。鹤与龟的组合寓意为龟鹤齐龄、龟鹤延年。

匠人还在我身体上用浅浮雕技法雕刻了线条流畅、富有动感的卷云纹，增强了视觉层次感。

我诞生后，主人对我钟爱有加，经常在我肚子里放上点燃的香料，置于案几，“朱火然其中，青烟飏其间”，烟气从我盖子上的镂空山形罅隙不紧不慢地徐徐飘出，氤氲的房间更显清幽雅致，宛若《上陵》诗中“芝为车，龙为马”的仙境。主人便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有时挥毫泼墨，书写词赋华章，有时约好友围坐案边品茗、吟咏。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如今的我拂去千年尘埃，安身于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他们的目光经常穿过我斑驳的肌理，满脸遥想“青烟入君怀，四坐莫不欢”的遐思。（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文化交融共生辉

□张海斌

铜博山炉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卜太村附近的汉墓，是汉代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型物证。九原在汉代为五原郡治所，是中原王朝经略北方的重要据点。铜博山炉的出土告诉我们，汉代中原人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已深度影响了北方地区的贵族阶层。

铸造铜博山炉的范铸法与镂空技术已属汉代青铜工艺的较高水平，与中原地区同期器物的工艺水平相当，说明中原的青铜铸造技艺已传播到北方。铜博山炉的造型既保留了中原博山炉的核心特征，又在支架设计上融入了游牧部族的文化元素，尺寸与比例设计科学，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珍贵实物。

从文化史角度而言，博山炉是汉代人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铜博山炉出土于九原区，说明这种精神信仰已传播到北方地区。龟在游牧文化中象征长寿与稳重，鹤则是中原文化中的吉祥鸟，铜博山炉龟鹤组合的造型设计，将中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与游牧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相结合，体现了汉代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为研究汉代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出土铜博山炉的汉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当时五原郡的中高级官吏或贵族，说明九原地区在汉代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能够支撑起复杂的手工业生产与高端的物质消费。同时，熏香习俗的流行也反映了汉代活动在九原地区的人生活方式日趋精致，是北方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见证。（作者系包头博物馆馆长）

【史话】

流转古今之雅韵

焚香习俗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山川、江河常被人类先民视为祭拜对象，祈求风调雨顺。《管子》中有上古时期自神农氏到黄帝轩辕氏都曾通过封禅之举以祭祀天地的记载，《尚书》中记载了百宝香、千和香的使用对象及黄帝用香。

商周晚期，频繁的祭祀活动进一步推动了焚香习俗的发展。战国时期，熏香在豪门贵族间蔚然成风。

西汉，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的沉香、乳香、安息香等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与本土的白芷、藿香等香料搭配使用，形成了独特的熏香文化。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一生嗜香成癖，朝廷内外处处香雾缭绕，百官盛行上朝佩香。熏香不仅用于礼敬天地，更成为贵族怡情养性显示身份的象征。博山炉便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熏香器具。

汉代盛行厚葬，羽化成仙的追求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史记》记载，汉武帝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海上求仙活动。作为这一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信仰的重要载体，博山炉不仅具有日常实用功能，也寄托着统治阶级对长生升仙的强烈渴望，因此工匠制作博山炉时，不但在炉体造型上极力模仿海中仙山，还在细节纹饰上添加神兽、水波、云气等装饰纹样，熏香时，烟气袅袅环绕于山峦层叠形的炉盖间，营造出熏香者仿佛置身仙境的氛围。

博山炉的器型由商周时期的青铜豆而来，汉代工匠进行了创造性改造，炉体腹腔比早期熏炉小，炉盖更加尖耸，上面的镂空更加细小、更显隐蔽。博山炉多出土于西汉王室墓葬或贵族墓葬，可见博山炉是主人生前身份地位的象征。

博山炉不仅满足了古人对香器的功能需求，也承载着古人的精神追求，其演变历程不仅记录了中国香文化的创新发展，更见证了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历程，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为当代人理解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刘伟 供稿）

编辑：孙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