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明朝广东水师在屯门取得了对葡萄牙人的大胜。战斗中，广东的官员亲眼目睹了葡萄牙火炮的巨大威力。经过战斗，明朝开始模仿这些火器，并迅速实现了国产化。仅仅几年之后，火炮成为了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武器之一。

到了1543年，葡萄牙人凭借一系列的手段在澳门站稳了脚跟，虽然其中有欺诈成分，但他们终于在这个小岛上建立了稳固的贸易据点。这一事件也为后来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海上扩张提供了借鉴，令他们不禁羡慕葡萄牙人获得的特权，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类似的待遇。

在明朝末期，官员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结识，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在火炮领域，徐光启逐渐意识到火器的巨大威力。他深刻认识到，传统的攻城手段如云梯和钩杆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战争形态，弓箭也不再是有效的战斗工具。徐光启认为，使用大刀和长矛与装备了火炮的敌军对抗，就如同徒手与猛虎搏斗一样危险。西方的火器，尤其是荷兰的火炮，已经远远超过了葡萄牙人一百年前的技术。

荷兰人，身着红衣，明朝人称之为红夷，他们的火炮被称作红夷大炮。这一技术进步受到许多明朝人士的推崇。李之藻称它为无敌天下的神物，焦勖更是称其为镇国奇技。

赵士祯，明末的火器专家，把火炮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他说：吕宋、佛朗机不过是海上的浮沤，而暹罗、日本、琉球、苏蜡等地，哪怕是小国，也因拥有火炮而能保护自己的领土。他认为，火炮的出现，使得小国有可能变成强国。然而，在赵士祯眼中，世界上那个日不落的帝国西班牙，只不过是一个海上的泡沫，而其驻菲律宾的总督，也不过是一个部落酋长。

1620年，徐光启派张焘前往澳门购买了四尊大炮，虽然费用是他个人承担的，但大炮运到江西广信后，因经费枯竭只能暂时搁置。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局势极为严峻。徐光启请求朝廷资助，将滞留江西的大炮送往北京，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年底将大炮送到北京并成功试射。

1622年，张焘再次前往澳门，这一次购买了22门大炮，并带回了23名葡萄牙炮手和一名翻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雇佣外国军事技术人员。尽管御史温皋谟和兵部反对雇佣葡萄牙人，他们认为广东民间有不少能够操作火炮的人，完全不必依赖外人。但年轻的天启皇帝却支持徐光启，驳回了他们的荒谬提议。

到了天启末年，明朝政府又从澳门引进了30门大炮，其中11门被布防在山海关，18门用于防守北京，1门在试射过程中爆炸。这30门大炮并非澳门本地生产，而是从英国和荷兰的战船上拆下来的。1626年，努尔哈赤发动进攻，明军用红夷大炮进行反击。据史书记载，炮声连连，每一炮击中之处，敌人溃败不堪。

这场战斗，成为后金自侵明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明廷为此封红夷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以表彰这次胜利。而这些从沉船上拆下来的火炮，威力之大，足以显示当时英国战船的强大火力。 除了依赖进口，明朝还成功地实现了火炮的国产化。徐光启仿制了超过400门红夷大炮，并建议朝廷组建新军。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许多朝臣的反对，他们指责徐光启以练兵为名，侵吞国家资产，甚至有人认为，火炮并不能保卫国家。对此，徐光启没有辩解，只能回到上海，带着自己的孩子度过余生。 23名葡萄牙炮手被遣返澳门，而崇祯帝即位后，徐光启再度提出了练兵的提案。与此同时，俄罗斯、波兰和瑞典的军队开始威胁明朝的边境，米哈伊尔沙皇在改革军队时，吸取了欧洲火炮的经验，迅速加强了军事力量。 崇祯帝觉得练兵投入大、见效慢，于是决定直接购买火炮。1627年，崇祯下令命李逢节和王尊德前往澳门购买火炮。两年后，葡萄牙炮手西劳带领31名炮手带着大炮前往北京。当时，北京正处于危机之中，西劳和他的队伍及时赶到，成功地击退了后金军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劳和他的队伍继续为明朝训练炮手，并逐渐培养出二百多名明军的火炮专家。然而，在战火不断的前线，西劳主动请缨，前往抗金战场。与此同时，徐光启又提出了招募更多炮手的请求，并得到崇祯帝的同意。 然而，葡萄牙雇佣军的命运并不如人所愿。由于一些朝臣的强烈反对，雇佣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抗敌的计划遭遇了重大阻碍，最终原路返回澳门。 1630年，葡萄牙人带着新购的大炮终于到达北京，崇祯帝决定聘用他们并提供丰厚的待遇。然而，明朝官员的极端保守思想使得大炮的优势未能被完全发挥出来。随着时间推移，火炮技术的应用和理解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些外国雇佣兵最终不仅未能改变明朝的命运，反而成为了后来的清朝征服江南的特种部队。尽管明朝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培养这些精锐力量，依然无法扭转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