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3日，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的整版专论，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应该大力压缩通用汉字的数量，并建议将一些生僻字眼的地名，改为同音的常用字。为此，陕西率先开始实施这一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地名更改。比如，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变更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变成了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变成了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雒也更名为商洛。这些更名的背后，简化汉字是为了提高效率，但郭先生明确指出，错误在于简化过度，随意简化，毫无章法。六十年代，陕西的改名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这与当时的领导层和主管机关的决策不无关系，原因显然很容易理解。 对于这一政策，意见分歧。一些人支持这种改变，认为文字的本质是传播信息，而为了便于交流，简化一些难写的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多数老百姓过着现实的生活，对古文情怀并不那么执着。恋古的人毕竟是少数，像鄠鄖雒皺蠡鬲顚鞪等陕西地方字的发音，外地人能有多少人了解呢？郭老提出这些建议时，中国的识字率尚未普及，适当的改动是合乎当时情况的。的确，古老地名或许因为字形复杂或者发音晦涩，难以接受，甚至很多人可能并未能读通其中的含义。古老的名字可能带有一些不易理解的字义和发音，未必具有现代的文化美感，而地名简化，反倒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易经中有简则易明的说法，简化成易读的字，才更符合文化的精髓。这不仅仅是为了便于书写，更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记住它们。举个例子，李白的诗《静夜思》中那句床前明月光，每个字都不难认，然而却没人因此认为这首诗不具备高水平。相较之下，汉赋中充满了难认的字，能记得住的又有几篇？至于长安和西安的关系，虽然我们今天习惯性地将西安作为古长安的延续，但实际上，长安和西安从来就不是一个地方，古长安指的是长安城，而西安是元明时代才改名而来的，它改的是原先的京兆府——而京兆府曾包括西安、渭南、铜川、咸阳等地。长安和西安，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上下级的关系，改名的说法其实是无从谈起的。 提到改地名，中国历史上最频繁的改地名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特别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直到1913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所有帝制时期的州府改为县。陕西省在1944年也将中部的县名更改为黄陵县。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地名都经历过多次更改，很多地方的名称都已经不止一次变过。对于改名，不能过于纠结，历史上的很多地名改变，都是因为避讳，例如启封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为开封，而龙渊则因避唐高祖李渊之讳而更名为龙泉。另一些地名的改变，是为了庆祝新的年号，比如绍兴，相比于避讳的更改，这种为书写简便、便于扫盲的理由无疑更具进步性。 对于郭沫若先生的地名更改提案，支持者虽然有，但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小。在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简化汉字的确有利于普及，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遭到了削弱。如今，随着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我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此也有了恢复一些原名的声音。虽然改名让地名更易于辨识，但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来看，这样的做法却可能带来长远的影响。例如，我的故乡扶风，名字简洁而富有韵味。在现代的解读下，扶风意为匡扶京师，以正风化。然而，这个名字的来源并不仅仅是现代的语言理解，它与历史紧密相连。西汉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关中地区，设置了一个名为右扶风的官职，而这一带的区域也因此被称为扶风。随着朝代的更替，这个名字历经千年，但始终未曾改变。扶风的名字，不仅与古代的京畿地带息息相关，还出土了大量西周的青铜器，是历史文化的见证。 汉字并非拼音文字，它有着深厚的象形根基。拼音文字可以通过调整符号来改动，只要拼读正确即可，而汉字则是通过字形来表达意义的。每个字形背后都承载着独特的象征，改变了字形，意味着改变了其原本的寓意。醴和礼字形不同，象征的意义也不同。强行用礼来替代醴，不但扭曲了历史文化，也误导了现代人对传统的理解。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陕西省一些美丽的地名变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最近，陕西省眉县计划将县名改为郿坞市，这无疑是对古地名的一种恢复。

有时候，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地名，背后可能隐藏着千年甚至三千年的历史。一个名字的背后，可能承载着古代的国名、水系、山脉、历史事件等种种历史内涵。然而，简化的背后，却是对这些珍贵文化资源的粗暴切割，实在令人遗憾。现在，能够恢复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显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那个时代的一些学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做出的一些决定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文化脉络。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并非目光短浅，而是为我们留下了更多值得思考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