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公巷窑概况

张公巷窑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区中心地带，保护区面积约28860平方米，其中核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自2000年发现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对该窑址进行9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既区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又不同于南宋官窑的青瓷器，这批瓷器以薄胎薄釉、制作精良为显著特征。本文所指张公巷窑，即指由这批精工制作的青釉瓷器和窑具以及特殊窑业废弃物处理方式等要素构成的窑业体系。2004年5月21日，河南省文物局在郑州召开了“汝州张公巷窑与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与会大部分专家认为张公巷窑址就是“北宋官窑”遗址，少数专家保持了谨慎态度，个别专家认为是不早于金代具有官窑性质的遗址。2006年5月该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张公巷窑前4次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出版了《汝州张公巷窑遗址》，本文将依托《汝州张公巷窑遗址》报告对张公巷窑始烧造年代进行分析。

张公巷窑址所在地历史上长期是汝州州治和梁县县治所在地，地理位置特殊，上千年来这里一直有人居住，至少六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居民聚居区，生产生活活动极其频繁，各种建设活动层出不穷，导致了该遗址考古地层划分和年代认定极其复杂，极其困难。

鉴于张公巷窑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复杂性，在讨论张公巷窑址地层及年代分期时，我们引入附近另外一些遗址的考古成果作为参考，重点选择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和鲁山杨南遗址作为参考，这两个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相对较为广泛而深入，与张公巷地理位置相近，张公巷到清凉寺直线距离20多公里，张公巷到杨南直线距离约70公里，同属于南阳盆地以北、嵩山以南滍、汝流域地理单元，而且在北宋和金代均与张公巷窑所在位置属于同一行政区域，这两个遗址所在位置历史上属于村落，最高为乡镇一级聚落，与张公巷所在位置一直属于城市中心区不同，文化层相对简单，地层分期相对清晰，而且这两个遗址都是与张公巷窑遗址一样，出土器物以瓷器为主，遗址主体时代都为北宋、金、元时期，所以这两个遗址的地层年代分期对张公巷窑地层年代分期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和鲁山杨南遗址考古成果分别出版了《宝丰清凉寺窑》、《宝丰清凉寺汝窑》和《鲁山杨南遗址》3部考古发掘报告。《宝丰清凉寺窑》对前4次考古发掘揭露的1886平方米遗址面积进行了报告，《宝丰清凉寺汝窑》对第5至第8次揭露的800平方米遗址面积进行了报告，前8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600多平方米，出土遗迹、遗物标本数以万计，为河南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宋、金、元时期陶瓷考古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基本建立起了这一时期的陶瓷考古年代分期参考标准。查阅《宝丰清凉寺窑》考古发掘报告附表四《典型地层、遗迹出土陶瓷釉色分期一览表》，黑釉凸线纹瓷片最早出现在四期，五期、六期均有出土；钧釉瓷器最早出现在四期，五期、六期均有出土；白地黑花瓷器最早出现在四期，五期、六期均有出土；红彩瓷器只出现在四期。《鲁山杨南遗址》报告也清晰的表明，黑釉凸线纹瓷器只出现在二期；钧釉瓷器最早出现在二期，三期有延续；白地黑花瓷器最早出现在二期，三期有延续；红绿彩瓷器只出现在二期；孔雀蓝瓷器只出现在三期。《宝丰清凉寺窑》四期、五期、六期分别对应金、元、明，《鲁山杨南遗址》二期、三期分别对应金、元，从以上可以清晰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钧瓷、黑釉凸线纹瓷器、白地黑花瓷器最早均出现在金代，元代、明代继续烧造；红绿彩瓷只流行在金代烧造；孔雀蓝瓷器在元代开始烧造，明代延续。基于以上认识，对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所在地层及时代展开讨论。

二、张公巷窑址考古地层分析

《汝州张公巷窑遗址》报告共介绍了张公巷窑遗址发掘的5个探方。分别为T1、T2、T3、T4、T5。T1共分四层，第二层出土青釉瓷172片、钧釉瓷120片、白地黑化瓷26片，三层出土陶瓷标本54片，其中青釉瓷30片，钧釉瓷13片，白釉瓷8片，张公巷窑青瓷2片，酱釉瓷1片，四层出土少量陶质板瓦残片，无其他遗物出土。

T5第二层出土白地黑花瓷、青花、钧釉瓷各占32%、6%、4%，黄釉、红绿彩瓷器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合占2%，张公巷窑青瓷占2%。第3B层白地黑花、钧釉瓷、青花瓷分别占19%、10%、3%，张公巷窑产品占1%。第四层出土陶瓷标本618件（片），以白釉、青釉和白地黑花瓷为主，其次是酱釉、钧釉瓷和黑釉瓷，张公巷窑青釉瓷11片和匣缽3块。第五层出土陶瓷标本167件（片），白地黑花和钧釉瓷极少，有张公巷窑青瓷7片，匣缽2块。第六层出土标本618片，以青釉瓷、白釉瓷为主，有钧釉瓷2片和白地黑花瓷、红绿彩瓷器各1片，张公巷窑青瓷10片和匣缽6块。第七层仅有少量板瓦等建筑材料，没有瓷片出土。T5第六层下压着H128，H128又分6层，一层出土陶瓷标本1065件（片），其中、青釉瓷760片，白釉瓷275片、酱釉瓷16片、三彩类釉陶制品7片、黄釉瓷6片、白地黑花瓷1片；二层出土陶瓷标本705片，其中，青釉瓷449片、白釉瓷213片、酱釉瓷17片、黄釉瓷13片、三彩类釉陶制品9片、花釉瓷2片、红绿彩瓷器1片，张公巷青釉瓷1片；三层出土陶瓷标本230片，其中青釉瓷110片、白釉瓷102片、酱釉瓷10片、花釉瓷5片、三彩类釉陶制品3片；四层出土陶瓷标本170片，白釉瓷99片、青釉瓷47片、酱釉瓷14片、黄釉瓷5片、三彩类釉陶制品3片、花釉和钧釉瓷各1片；五层出土陶瓷标本356片，白瓷、青瓷分别为164和111片、黑釉瓷和黄釉瓷各31片、三彩类釉陶制品18片、张公巷素烧器2片和匣缽2块；六层无陶瓷标本出土。说明这一时期（H128形成时期）张公巷窑已经在烧造，一、二层的高足碗和白胎白釉瓷碗类器皆相互拼兑，3、4、5层黄釉瓷罐类器亦能相互拼兑在一起，说明H128为一次堆积。因此此灰坑对讨论张公巷窑烧造时代只有下限参考价值，即不晚于金代中期（一般认为红绿彩瓷器在中原地区出现在金代中期）。

从以上可以看出，T1、T5对讨论张公巷窑烧造下限有参考价值，对讨论层位关系和绝对年代意义有限。报告没有对T3进行系统介绍，只是在附表中对一些遗迹单位进行了介绍。所以，我们重点分析张公巷窑青瓷在T2和T4中的地层关系。

T2地层分析：张公巷窑遗址一层、二层均为垫土和扰土层，故T2从第三层分析，第三层出土遗物144件（片），其中青花瓷54片、酱釉瓷32片、白釉瓷21片、黑釉瓷12片、青釉瓷10片、白地黑花瓷10片、钧釉瓷2片、张公巷窑青釉瓷2片。第四层出土遗物丰富，以张公巷窑成品器和素烧器为主，占出土遗物42%，白釉瓷占26%，青釉瓷占19%，酱釉、钧釉和黑釉瓷分别占4%、4%和2%，青白釉、细白釉、红绿彩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共占3%，此层出土3枚正隆元宝，该层共出土钱币18枚，除2枚“开元”外，其余皆为北宋钱币，正隆元宝占比16.7%，这个比例超越了目前平顶山地区见诸报道的任何一个金代钱币窖藏坑（3个）的比例和任何一个文化层的比例，这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第五层被晚期遗迹破坏严重，出土遗物以张公巷窑成品器和素烧器为主，占出土遗物56%，与窑址无关的白瓷占29%，青釉、酱釉和钧釉分别占4%、4%和3%，黑釉瓷和三彩类釉陶各占1%，红绿彩、白地黑花瓷和黄釉瓷等占2%。第六层仅见于探方东部局部堆积，出土遗物最为丰富，以张公巷窑素烧器为主，占出土遗物97%，张公巷窑成品器占2%，与窑址无关的遗物占不足1%，其中的白釉涩圈、白地黑花瓷、青釉印花、钧釉瓷碗和黑釉红斑瓷罐类器等标本皆具有晚于第二期（报告作者认为为北宋）的典型特征。第七层出土遗物较多，以白釉瓷为主，占50%，青釉瓷占27%，酱釉瓷占8%，黑、黄、青白釉瓷占6%，与张公巷窑有关的成品器、素烧器、窑具匣缽等占7%，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第八层出土遗物丰富，瓷片以青釉瓷为主，占出土遗物的72%，其次为白釉瓷占16%，黑釉瓷、酱釉瓷和青白瓷分别占4%、2%和2%，黄釉、花釉、缸胎器和三彩类釉陶制品等占3%，出土张公巷窑青瓷3片和极少匣缽残块，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第九层出土遗物较少，不足200件（片），以白釉瓷为主，占60%，黑釉、黄釉各占7%，青釉、酱釉、花釉瓷和缸胎器等占10%，本层没有出土与张公巷窑相关遗物，也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至少说明在第八层时，张公巷窑已经开始烧造青瓷。第三层到第六层均是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与张公巷窑青釉产品伴出，第七层只有张公巷青釉瓷，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第八层有张公巷窑青釉瓷出土，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可以清晰看到：张公巷窑开始烧制瓷器时代早于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开始出现的时代，张公巷窑始烧造年代早于第六层，早于第七层，早于或者等于第八层，晚于第九层，层位关系相当清晰。

同时应该注意的现象是：T2张公巷窑遗物开始出现在第八层，但是主要出在第六、第五、第四层，分别占本层出土遗物的99%（其中素烧器占97%）、56%（其中素烧器占43%）、42%（其中素烧器占16%），第七层出土张公巷窑成品器、素烧器和窑具共占7%，第八层处张公巷窑青釉瓷3片及极少匣缽残块。开口五层下打破第六层的H21出土张公巷窑成品器和素烧器占7%，匣缽窑具占36%，与张公巷窑无关的白釉、青釉、黑釉、钧釉占57%。开口五层下打破第六层的H23出土张公巷窑成品器、素烧器和匣缽窑具分别占35%、32%和12%，没有钧釉、白地黑花、红绿彩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开口六层下打破第七层的H22出土张公巷窑素烧器96%，成品器和匣缽占1%，并没有钧釉、白地黑花、红绿彩等典型特征金代器物出土。开口六层下打破第七层的H27有极少量的张公巷窑产品，同时有一定量典型特征金代的钧釉器物出土。开口七层下、打破第八层的H24、H25、H263个灰坑都既没有张公巷窑产品出土，也没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从此探方遗迹单位看，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间与文化层也完全吻合，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间最大可能就在第八层形成期间。

T4也从第三层开始讨论，三层整体出遗物较少，白釉、青釉、钧釉分别占29%、26%和24%，酱釉瓷占10%，张公巷窑遗物占5%、白地黑花瓷占4%、三彩类釉陶和孔雀蓝釉各占1%。4A层出土遗物以白釉、青釉和钧釉瓷为主，分别占42%、27%和18%，黑釉瓷占2%，白地黑花、酱釉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分别占1%，张公巷窑遗物占8%；4B层出土遗物以青釉、钧釉和白瓷为主，分别占32%、17%和15%，黑釉瓷占5%，白地黑花瓷和三彩类釉陶各占3%、红绿彩占1%，张公巷窑遗物占24%。第五层分为东北部和东南部，东北出土遗物以白釉瓷为主，占44%，黑釉瓷占14%，青釉瓷占8%，三彩类釉陶制品占2%，钧釉、黄釉和青白釉瓷各占1%，张公巷窑遗物占29%；东南部出土遗物以白瓷为主，占66%，青釉瓷占16%，黑釉瓷占6%，三彩类釉陶占3%，青白釉瓷占2%，白地黑花和钧釉瓷各占1%，张公巷窑遗物占5%。第六层共出土瓷片74片，其中，白釉瓷30片、占41%，青釉瓷22片、占30%，黑釉瓷11片、占15%，花釉瓷2片、占3%，柿叶红釉和黄釉瓷各1片、共占3%，张公巷窑遗物7片、占9%，还有极少量的匣缽、垫饼和垫圈等窑具，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第七层出土遗物较少，白釉瓷占68%，青釉瓷18%，酱釉瓷占8%，花瓷占4%，黄釉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占1%，本层没有张公巷窑相关遗物出土，也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第八层出土遗物较少，白釉瓷占84%，黑釉瓷占8%，青釉瓷5%，花瓷、白釉绿彩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占1%，本层没有张公巷窑相关遗物出土，也没有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第九层出土遗物较多，白釉瓷占81%，黑釉瓷占7%，青釉瓷5%，黄釉瓷占4%，花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占1%。第十层出土遗物76片，白釉瓷39片、占52%，黑釉和酱釉瓷分别为15片和7片、共占29%，黄釉7片、占9%，花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4片、分别占5%，本次器物底足以饼形为主，圈足类相对较少。五层以前，张公巷窑青瓷与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伴出。六层只有张公巷窑器物出土，没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七层、八层、九层、十层，均是既没有张公巷窑遗物出土，也没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从地层上说，张公巷窑青瓷始烧年代早于第五层，等于或早于第六层，晚于第七层。从器物上说，张公巷窑青瓷始烧年代早于红绿彩、钧釉瓷、白地黑花瓷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的年代。

T4张公巷窑遗物开始出现在第六层，但主要存在于第五、第四层，分别占本层出土遗物的20%多。开口于五层下打破六层的H99出土白釉瓷占48%、青釉、黑釉分别占15%和 8%，三彩类釉陶和青白瓷分别占3%和1%，张公巷窑青瓷占13%，素烧器占12%，没有典型金代特征器物出土。开口于五层下打破六层的H101出土器物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张公巷窑的所有产品，通过整理复原或者可以复原器物585件，剩余没有拼接瓷片有11万片，与张公巷窑无关标本不足0.1%，但是出土有3片钧釉瓷和一片白地黑花瓷。开口于六层下、打破第七层的H105出土张公巷窑素烧器占80%、成品器占3%，与窑址无关的青釉、白釉、黑釉、酱釉合占17%，还有一定量的窑具出土，没有典型金代遗物出土；开口于六层下、打破第七层H107出土遗物有白釉、青釉、黄釉和酱釉瓷共79片，没有张公巷窑遗物出土，也没有典型金代特征遗物出土。开口于七层下打破第八层的H109出土陶瓷标本93片，其中白釉瓷79片（占85%）、酱釉瓷10片（占11%）、青釉瓷（占2%）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2片，从后文清凉寺窑地层瓷片统计学分析，该灰坑为典型北宋早期灰坑。从中不难看出，开口五层下，打破第六层的2个灰坑一个有张公巷窑遗物出土，但没有典型金代特征遗物出土，另一个既没有张公巷窑遗物出土，也没有典型金代特征遗物出土。从此探方遗迹单位同样可以看出，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间与文化层完全吻合，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间就在第六层形成期间。

通过以上T2和T4地层分析可以清晰看出，讨论张公巷窑开始烧造年代主要应该从T2的第七、八层和九层以及T4的六层、七层、八层、九层和十层来研究，特别是 T2第七、第八层和T4第六层的年代，很可能是张公巷窑开始烧造的年代。

三、汝州张公巷窑址与宝丰清凉寺窑地层年代比较分析

《汝州张公巷窑遗址》报告对主要地层和分期内的瓷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统计的数据为我们进行概率学分析提供了可能。宝丰清凉寺窑出了《宝丰清凉寺窑》和《宝丰清凉寺汝窑》两本考古发掘报告，《宝丰清凉寺窑》虽然没有对各地层和分期内的出土遗物进行详细统计，但对典型地层、遗迹出土陶瓷釉色进行了统计，因为宝丰清凉寺窑发掘的面积更大，研究的较为广泛深入，研究结果也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因此，我们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宝丰清凉寺窑第一期典型地层、遗迹白瓷占87%，黑瓷占9%，青釉和青黄釉（青黄釉3片、青釉2片）占1.3%，其他（珍珠底4片、花釉6片）占2.7%。第二期典型地层、遗迹白瓷占62%，青釉占34%，黑瓷占3%，其他（三彩2片、柿叶红1片）占1%。第三期典型地层、遗迹白瓷占50%，青釉占33%，黑瓷占11%，三彩占2.5%，其他（珍珠地5片、黑釉红斑2片、柿叶红2片）占3.5%。第四期典型地层、遗迹白瓷占33%（含白地黑花、珍珠地、红绿彩的话，白瓷共占35%），青釉占42%，黑瓷占10%（含黑釉红斑、黑釉凸线纹的话，黑瓷共占17%），三彩占4.5%，黑釉红斑占4.4%，黑釉凸线纹占2.1%，白地黑花占1%（9片），其他（珍珠地6片、红绿彩6片、天青釉8片、钧釉1片）占3%。第五期典型地层、遗迹青瓷占49%，黑瓷占23%，白瓷占14%（如果包含白地黑花瓷和红绿彩，白瓷约占21%），白地黑花瓷4.8%（18片）、红绿彩占2.4%（9片），柿叶红4片，钧釉7片。《宝丰清凉寺窑》考古发掘报告将一、二、三、四、五期对应的历史朝代分别为北宋早、中、晚期和金、元。

总体上看，从北宋早、中、晚到金、元，白瓷呈现减少趋势，从一期的80%多减少二期的60%多，再减少到三期的50%左右，到四期减少到30%多（成为少于青瓷的存在），再到五期的20%多。相反青瓷数量呈现逐渐增多趋势，从一期的1%多，增加到二期、三期的30%多，到四期青瓷增加到40%多（成为超过白瓷第一多釉色的存在），再到五期的约50%。黑色釉一、三期差不多是10%左右（一期9%、三期11%，二期偏少，只有3%），四期增加了一些新品种（黑釉红斑、黑釉凸线纹）总量明显提升，占到出土瓷片的16.5%，到五期增加到20%多。结合地层分期，清凉寺窑白瓷在北宋早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青瓷在北宋中期急剧增加到三分之一左右，到金代上升到第一位置（约占总数40%），元代继续增加到50%左右 ，黑瓷北宋时期期基本一致，北宋晚期以后明显增加，金代上升到17%左右，元代进一步上升到20%以上。

《宝丰清凉寺汝窑》虽然没有对各期各层瓷片进行统计学分析，但是对相关地层也有相关描述，比如作者认为T35 第五层为北宋晚期前段“出土遗物以白瓷、豆青釉瓷为主，天青釉汝瓷较少”，第七层为北宋中期层，“出土遗物以白釉瓷为主，豆青釉瓷次之，黑釉瓷极少，不见天青釉瓷”。相同情况在T36也有体现，第三层为北宋晚期后段，“以天青釉汝瓷为主，约占出土瓷片98%以上，白釉、黑釉瓷和三彩器占不足2%”，第四层为北宋晚期前段，“出土遗物以白釉、豆青釉瓷为主，天青釉绝少”。第五层为北宋中期层，“出土遗物以白釉瓷为主，青釉瓷次之，黑釉和三彩器最少”，同时出土有“极少量天青釉汝瓷碎片”。虽然《宝丰清凉寺汝窑》报告的汝窑中心烧造区地层较为简单，没有做统计学分析，但是通过对仅有地层描述，也可以看到，与《宝丰清凉寺窑》白瓷、青瓷、黑瓷等瓷器数量演变规律基本一致。鲁山杨南遗址是一个以出土瓷器为主要遗物的聚落遗址，《鲁山杨南遗址》报告也没有对各期瓷片进行详细统计，作者将遗址宋、金、元时期部分遗迹分为三期，一期北宋至金代早期（大约到海陵王时期），金代中（海陵王之后）晚期和元代，报告虽然也没有对各期瓷器进行详细统计，但通过相关描述，如“第三期白釉数量锐减，钧釉大量出现，孔雀蓝釉开始出现”，“黑釉釉瓷器出土数量很多，位居白釉瓷器之后，第三层（作者认为是金代文化层）的出土数量与白釉瓷器相接近”，以及作者对瓷器的分类介绍，该遗址白瓷、青瓷、黑瓷等瓷器数量演变规律与宝丰清凉寺窑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比对，张公巷窑T2第七层与宝丰清凉寺窑三期高度一致，张公巷窑T2第七层白釉瓷最多，占出土遗物50%，其次青釉瓷占27%，酱釉瓷占8%，黑釉、黄釉和青白釉瓷占6%，张公巷窑成品器、素烧器和窑具匣缽占7%；清凉寺窑第三期典型地层、遗迹白瓷占50%，青釉占33%，黑瓷占11%，三彩占2.5%，其他（珍珠地5片、黑釉红斑2片、柿叶红2片）占3.5%;如果将T2黄釉和青白釉瓷算作青瓷，酱釉瓷算作黑瓷，那么T2第七层与清凉寺三期白瓷、青瓷、黑瓷比例高度一致。极为有趣的是，对比T4第六层遗物出土情况，共出土瓷器74片，其中白釉瓷30片、青釉瓷22片、黑釉瓷11片，花釉2片，柿叶红釉和黄釉瓷各1片，张公巷窑青瓷7片（其中素烧器1片），除去张公巷窑青瓷，白瓷约占45%，青瓷约占33%，黑瓷约占16%，居然与张公巷窑T2第七层和宝丰清凉寺窑三期白瓷、青瓷和黑瓷比例基本一致。鉴于此，我们推定张公巷窑T2第七层与T4第六层年代一致，相当于宝丰清凉寺窑三期，即北宋晚期。而T2第七层与T4第六层都是有张公巷窑瓷器出土，而没有典型金代特征瓷器（钧瓷、白地黑花、红绿彩）出土的地层，也就是说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代就在这两层，或者早于这两层。因此得出，张公巷窑开始烧造时代不晚于北宋晚期。

T2第九层（出土遗物以白釉瓷为主，占60%，黑釉、黄釉各占7%，青釉、酱釉、花釉瓷和缸胎器等占10%）和T4第七层（第七层白釉瓷占68%，青釉瓷18%，酱釉瓷占8%，花瓷占4%，黄釉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占1%）略相当于清凉寺窑二期，即北宋中期，两者白釉、黑釉（包含酱釉）比例基本一致，青釉略有差别。T4第八层、第九层与清凉寺窑一期高度相似，白瓷比例都高达80%以上，黑釉瓷、青釉瓷比例也基本一致，应该相当于北宋早期。T4第十层出土遗物76片，白釉瓷39片、占52%，黑釉和酱釉瓷分别为15片和7片、共占29%，黄釉7片、占9%，花瓷和三彩类釉陶制品各4片、分别占5%，本层器物底足以饼形为主，圈足类相对较少，本层时代不晚于五代。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T2第八层虽然早于第七层，但应该同属于北宋晚期，根据出土包含物青瓷占据绝对数量判断，T2第七层与第八层大概率形成于北宋晚期晚段。

综合上述，张公巷窑开始烧造年代明显早于有典型金代特征的钧瓷、红绿彩瓷、白地黑花瓷所处的年代，早于或相当于T2第八层和T4第六层年代，晚于T2第九层和T4第七、第八、第九层年代。即张公巷窑开始烧造青瓷年代晚于北宋早期和中期，与北宋晚期相当。

作者：张水木，长期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曾任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局长，现任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副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王佳涵，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班小丹，平顶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副研究馆员。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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