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义乌国际移民的适应与融入研究》，方明著，2025年8月出版，475页，156.00元

改革开放后不过短短二三十年，义乌就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蜕变：一个长期名不见经传、既小且破又穷的内地县城，转眼间一跃成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小商品之都”。进入21世纪，义乌的国际知名度就超过了有着千年古城美誉的浙江省会杭州，跻身浙江第一、全国前茅的国际名城之列。如此独特的发展历程，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无疑散发着持久而强烈的学术吸引力。自2008年至今，笔者曾七次前往义乌：有时是为进行调研，有时是受邀讲学，有时是参与学术会议，有时则仅仅是想亲眼看一看这座小城又有了哪些新变化。正因如此，当我收到温州大学方明教授寄来的新作《人类学视阈下义乌国际移民的适应与融入研究》（以下简称《义乌国际移民研究》）时，便迫不及待地展卷细阅，读罢思绪翻涌，遂撰写此文以作评述与推荐。

一、田野调查：在“大超市”解构“文化场”

当全球化叙事在经济学家笔下多聚焦于资本的跨国流动时，义乌这座以海量小商品撬动世界市场的“大超市”，无疑是人类学者探寻文明互动的绝佳场域。《义乌国际移民研究》一书以义乌的“市场奇迹”为背景，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商品洪流背后持续涌动的国际移民群体。为还原移民群体的真实面貌，作者通过发放280份有效问卷、开展深度访谈180人（其中155位受访者为国际移民），积累超450小时访谈录音，将一个个鲜活的国际移民个体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

一位约旦商人，不仅将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义乌，在见证城市繁荣的同时实现个人事业突破，更与中国姑娘喜结良缘，谱写了跨文化的爱情篇章；一位原本计划从开罗飞往北京经商的埃及小伙，因机缘巧合辗转来到义乌，从基层打工起步，于2010年注册外贸公司，十余年后坦言已开心地圆了自己的“淘金梦”；一位在义乌独资经营外贸公司的也门商人，在特殊时期捐款1万元，并克服重重困难进口20万个口罩直寄武汉，以行动传递跨国温情；一位精通六国语言的伊朗商人，自2003年便扎根义乌经商，在担任公司董事长之余，凭借热心肠与出色沟通能力调解各国商人矛盾，被誉为“国际老娘舅”；还有一位印度小伙，在父亲经营酒业、兄长从事外贸的家庭氛围中，从打工积累经验，正筹划创立公司开启立足义乌的跨国创业征程……

当然，并非所有移民故事都圆满顺遂：有人满怀憧憬远渡重洋而来，却因种种挫折黯然离去；也有人带着对跨国浪漫爱情的美好期许而来，最终却面临婚姻破裂、妻离子散的结局……

然而，无论成功与否，正是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共同勾勒出义乌数以万计国际移民的生存图景，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构成了城市跨文化生态的鲜活镜像。

作者以人类学“深描”传统为方法论，在义乌这一连接全球的经济场域中，用民族志笔法捕捉冰冷经济数据背后的细节：从跨国商贸、婚姻、求学、雇佣构成的生存网络，到多语言交织的商贸用语、融合各国风味的跨界美食，再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与本土民间宗教毗邻并存的文化景观，如数家珍，条分缕析，展示这些元素在义乌的土地上如何通过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跨国社区，成为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义乌样本”。这种以扎实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个案解剖为路径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宏观话语的空泛性，使义乌国际移民的生存状况具象可感、生动鲜活。

二、理论建构：以“三维一体生态圈”解析“适应”与“融入”

移民，尤其是跨国移民的“适应”与“融入”，无疑是移民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在《义乌国际移民研究》一书中，作者突破传统移民研究中“同化”与“排斥”的简单二元迷思，创新性提出由“管理组织、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空间”构成的“三维一体生态圈”理论框架，为解读国际移民在义乌的适应与融入逻辑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作者指出：“管理组织、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空间”三者呈现“一体两翼”结构，管理组织作为核心枢纽，不仅主导整体生态的发展方向，更对社会服务体系与社会空间的功能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而社会服务体系与社会空间作为“两翼”，既相互补充、协同支撑，又能通过实践反馈，进而反向优化管理组织的治理模式。三者在动态互动中形成合力，不仅让国际移民与义乌建立起深度联结，更构建起“愿意来、可适应、能融入、过得好”的良性循环。这一框架植根于“人—社会—空间”相互塑造的哲学逻辑，结合义乌本土实践展开系统性探索，既夯实了研究的实证基础，又提升了研究的学理高度与现实解释力。

国际人口流动的核心效应，在于打破地域壁垒，将语言、文化、政治背景乃至种族各异的人群置于共居共生的生活场景，交往由此生发，交融与碰撞亦随之演绎。作者将政府部门（如出入境管理局、外侨办、人社局、街道管工委等）、社会组织（如外国商会、“洋媳妇娘家”等）、物理空间（如异国风情街、宗教场所等）尽数纳入分析范畴，通过多维度案例佐证，清晰揭示移民适应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个体能动性—制度支持—空间重构”三者深度耦合、共同驱动的复杂过程。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对移民融入进程具有关键影响，而义乌政府在国际移民治理中的主动作为，更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实践样本。义乌政府的“有为”，不是生硬管控，而是搭建平台：通过优化市场环境，保障移民公平创业；通过完善社会服务，助力移民安心生活；通过营造包容的文化氛围，增强移民的归属感。

例如，针对身处义乌的绝大多数国际移民暂未达到我国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的长期居留权申请标准的现实，义乌政府创新性地推出了本地有效的“外籍商友卡”，只要移民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便可申领此卡。该卡兼具义乌本地市民卡的身份验证、交通出行、充值支付等基础功能，目前正逐步拓展至身份认证、金融服务、诚信体系、社会保障等全领域应用。又如，从多年实践中提炼的“国际老娘舅”“洋街长”等创新机制，基于“以外调外”的思路，吸纳外国移民中的优秀分子参与本地社会治理，既化解了跨文化沟通的隔阂，又探索出一条开放包容、多元协同的移民善治路径，为构建中外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坚实保障。

义乌凭借“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的独特定位，成为国际移民逐梦扎根的热土；而当地政府秉持“开放创新、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理念，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投入，推动中外居民实现“居住相互为邻，守望相助；创业互通有无，齐谋发展；文化交流交融，增进认同；心理包容亲和，心心相印”，逐步构建起友好型移民社会空间。这一空间不仅为国际移民融入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更成为义乌对外开放形象的生动体现。

《义乌国际移民研究》提出的“三维一体生态圈”模式，契合义乌国际移民的治理实践，既展现了义乌政府在移民治理中的主动作为，又揭示出移民适应是个体、制度与空间协同作用的结果，为理解国际移民在华融入机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理论框架。

三、类型比较：四大移民群体的生存叙事与共同体构建

《义乌国际移民研究》一书将义乌数以万计的国际移民划分为从业人员、随行家属、外籍配偶与国际学生四大群体，借由个体叙事的细腻笔触，展现不同群体在异乡的适应策略与现实困境。这种分类并非简单的群体划分，而是对“人的多样性”的理解与尊重，即每个群体的叙事背后，都折射出“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深层张力，为理解国际移民的生存图景提供了多维度视角。

“从业人员”是义乌国际移民的主体。作者依据该群体的经济来源，将其经济层面的适应归纳为依赖型、复合型与独立型三类；从文化互动的态度出发，将文化适应分为保守型与开放型；以社会交往的逻辑为标尺，将社会融入划分为利己型与互惠型；以对政治事务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为参照，将政治参与区分为浅层适应与深度融入。书中援引大量一手访谈资料，生动呈现该群体不同成员在经济立足、文化接纳、社会融入、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路径差异、程度深浅与选择分野。作者指出，国际移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已从“住在义乌”的物理停留，迈向“融入义乌”的情感与身份认同，这一转变本身，正是义乌向国际化移民城市稳步迈进的重要标志。

“随行家属”的迁移起点带有鲜明的“依附性”，因为依据移民法规，这一以女性和未成年人为主的群体，多以“从业人员依附者”的身份进入义乌。但作者敏锐捕捉到该群体后续的分化轨迹：部分人专注于小家庭生活，将期待寄托于家庭的稳定与发展；部分人突破依附者的角色桎梏，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生活强者；还有部分人热心参与社区公益，以行动融入本地，成为“新义乌人”的重要组成。

“外籍配偶”的处境则更为复杂。作者调查显示，这一群体的婚姻形态呈现多元特征：既有受法律认可的中外婚姻，也有仅获宗教认可的婚姻，还有未履行任何手续即同居生活的事实婚姻，甚至存在仅在穆斯林群体内部得到认可的“一夫多妻婚姻”。对“外籍配偶”而言，适应的核心在于“家庭生活的调适”，其中既有不同文化碰撞引发的阵痛，也有爱情与亲情交织带来的融合暖意。家庭本是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亦是跨文化整合的初始场域，当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配偶双方能在家庭中学会理解与接纳，文明共生便有了可以依托的微观基础。

作者调查发现，自2001年秋季起，义乌开始接收中小学国际学生插班就读。根据作者搜集到的数据，2011年至2020年间，义乌公立中小学共招收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2073名学生，而同期就读于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生规模达上万人次，表明义乌面向国际生的多层次留学教育体系已然成型，催生出了特殊的“国际学生”群体。作者选择了义乌两所国际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进行专题调研，肯定了这两所学校确立的国际生培养目标：义乌枫叶国际学校确立“不分种族、肤色、国籍，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一流的教育服务”的使命，以培养“中华君子人格、国际精英素养、全球和平担当”为方向；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则通过创设“国际文化节”，以“融世界、和天下、创未来”为宗旨，办好本土“孔子学院”，致力培养知华、亲华的年轻一代，为文明交流搭建桥梁。

通过对四大群体适应与融入路径的系统分析，作者提出了核心观点：“经济融入是起点，文化融入是基础，社会融入是拓展，政治融入是深化”。唯有形成适应与融入的合力之网，才能将国际移民从“他者”身份转化为“我者”认同，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为社会现实，最终在“差异”与“共生”的辩证关系中，探寻出共同体建构的有效路径。

义乌国际移民四大群体的生存叙事，清晰揭示出差异与共生的深层关联：差异并非共同体构建的阻碍，而是共生的前提与活力源泉。从业人员的经济适应差异、随行家属的角色分化、外籍配偶的婚姻多元、国际学生的文化认知分野，这些差异本是“人的多样性”在跨文化场景中的自然体现，却也为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与互补提供了可能。正是经济依赖与独立的差异，让资源流动更具弹性；正是文化保守与开放的分野，让文明对话更显丰富；正是家庭调适的阵痛与融合，为跨文化共生打磨微观载体。而共生并非对差异的消解，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经济融入搭建生存纽带，以文化融入培育认同根基，以社会融入拓展互动空间，最终让不同群体在“各美其美”中实现“美美与共”。这种“和而不同”的实践，恰是义乌构建国际移民共同体的核心逻辑，也为全球移民城市探索差异与共生的平衡之道，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样本。

四、意犹未尽：有温度的著作与尚待拓展的学术空间

《义乌国际移民研究》堪称一部浸润人文温度的学术著作。作者没有用冰冷的理论框架居高临下地评判移民群体的是非优劣，而是以朴实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他们的喜怒哀乐，以理解与尊重评析其生存选择，以客观与公正的态度探讨其所面临的困境与应对策略。书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故事，让“国际移民的适应与融入”脱离僵硬的学术概念，成为可见、可感、可触、可知的生活镜像，既让读者清晰感知移民适应过程的复杂性，更传递出人性深处跨越文化与地域的坚韧力量。

该著作还为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互动提供了人性化的温情视角。作者在书中援引了义乌一句颇具韵味的民间谚语：“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这句原本针对同文同种中国“客人”的谚语，在21世纪面对大量外籍移民时，成为义乌民众包容心态的生动写照。素有好客传统的义乌百姓，从最初看到“老外”的惊诧、陌生，逐步走向了解、理解与接纳，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探索“于差异中建共识，于交流中寻共情”的路径。毕竟，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中外普通百姓共同的心愿；这份“人同此心”的朴素期待，正是跨文化共情生成的核心根基。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的警示不绝于耳，狭隘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亦有市场。然而，《义乌国际移民研究》则以令人信服的实证，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移民的适应与融入固然会带来“问题”，但这些问题完全可能转化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机遇”，不同文化之间亦能实现和谐共生。义乌移民治理实践的价值正体现于此：在经济层面，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国际移民，已成为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的核心力量，为外贸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文化层面，他们带来的异域风情，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让义乌的文化生态更趋多元；在社会层面，他们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以公益慈善等方式回馈本地，成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如今的义乌，正朝着“中外人士和谐一家亲”的命运共同体稳步迈进。

当然，国际移民的适应与融入本就是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复杂度的宏大课题，这部著作在“小地方”解码“大世界”，通过一个个小切口解读大主题，充分彰显了人类学“见微知著”的学科特质。不过，就宏大主题而言，仍然留有诸多意犹未尽，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

从义乌本土研究的时空维度来看，全书虽传递出“国际移民基本适应融入义乌社会”的总体认知，而且肯定了义乌移民治理的成效，但笔者注意到，该书研究基础主要依托2016-2022年的实地调研，并且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核心资讯集中于2020年之前。2020年后的两三年内，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义乌的移民管理机制、商户经营模式与市场发展走向均发生显著转折，而同期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也对国际移民的生计策略产生多维度冲击。笔者于2020年12月、2023年5月两度赴义乌实地考察时发现，过往“人气鼎沸”的商贸场景“安静”了许多，尤其好些原本只经营大宗订单批发生意的商户，转而承接原本“不屑一顾”“微不足道”的小额业务，甚至标识“一件也是批发价”。学术研究虽具有阶段，特定时段的“截面研究”固有其价值，但要深化对移民适应规律的认知，长时段追踪研究仍是必要路径。期待作者未来持续关注义乌国际移民群体的动态变化，通过历时性比较研究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学理认知。

从义乌模式的普适性维度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正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逐步转变为令不少国际移民向往的“目的国”，尤其对身处战乱国家的民众而言，稳定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大安全港湾。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持续增长的国际移民流入，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均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与挑战。作者所剖析总结的义乌移民治理模式可谓小而美，但存在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依托小商品贸易形成的产业生态，邻里间小范围积累的跨文化互动经验等，均难以被其他城市直接复制。尽管作者已对义乌与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国际移民治理展开比较，但受篇幅限制，相关分析仍显简略。未来，中国如何应对国际移民结构复杂多元而极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与社会融合问题？如何构建国际移民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如何从制度优化、治理创新、服务升级等维度构建系统性应对体系？我国单一国籍制度、永久居留制度是否需要修订及如何修订？这些关乎时代发展的“大问题”，仍需学界进一步探索。

此外，尽管中国已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国际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流入我国的国际移民主体，仍是义乌这类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商贩，是以女性为主且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外籍配偶，是在我国沿边地区务工的来自周边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对不同类型国际移民实行“分类施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将移民群体转化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力量？此类问题繁多复杂，均有待破解。因此，为中国构建开放包容的移民治理体系提供坚实学理支撑，既是时代赋予学界的使命，也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总之，《义乌国际移民研究》以扎实田野调查为基础，生动呈现义乌四大国际移民群体的生存图景，探讨移民适应与融入的深层逻辑，为移民研究提供了“义乌样本”，为全球移民城市治理贡献了智慧。相信无论是移民研究学者、城市治理实践者，还是关注中外文明交流的读者，都能从研读中多多获益。

（作者简介：李明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和移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