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与曹魏之间的正统之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正统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古代王朝的更替中，新兴的政权往往需要寻找某种理由来证明自己拥有统治天下的正当性，而这往往是通过一种政治论证来实现的。通常，这样的解释可以归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推翻上一个王朝为依据，认为前朝已经腐败不堪、百姓疾苦，天下大乱，只有自己才能够平定混乱、恢复秩序。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商汤灭夏的故事中，商汤以夏桀残暴无道，罪孽深重，所以上天派我来讨伐他作为自己的正当性来源，称之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同样，周武王伐商时，也明确表示自己是上天派来惩罚商朝的暴政。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像汉朝的建立，也是在秦朝暴政下的民众苦难中形成的，贾谊曾在《过秦论》中提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便是革命的逻辑——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推翻旧有的统治，改变天命。

第二类则是另一种说法，即前朝并没有犯下什么大错，只不过是天命已衰，因此天命已经转移，自己只不过是天命的继承者，勉为其难地接过了统治的责任。最早以这种理由推翻旧朝的是王莽，虽然他最终失败，但他试图通过恢复古代的礼制来获得正统地位。紧接着，曹丕也在这种政治逻辑下成功取代了汉献帝，继位为帝。他的禅让并非是形式上的让位，而是通过这一仪式，巩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当时，这一禅让仪式消除了曹丕所面临的来自反对派的所有疑虑，避免了像董卓那样的独裁者形象。

刘备对于这一历史过程自然有不同看法，毕竟汉献帝多次下诏让曹丕继位，刘备只能提出禅让仪式并不存在，而且他将汉献帝称为汉愍帝，以此来表明对曹魏合法性的否定。事实上，曹魏和刘备之间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双方对于正统的不同理解。

比刘备更为尴尬的，是孙权。在曹丕有禅让仪式，刘备有汉室名号的背景下，孙权的处境显得尤为特殊。他既没有禅让的合法性，也没有汉室的名号，直到229年，在曹丕死后好几年，他才宣布称帝，诏书中写道：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意思就是，汉朝的天命已经结束，天下没有帝王来主持祭祀，既然如此，他孙权就勉为其难接过了皇帝的位子。显然，孙权的这种自我辩解缺乏说服力，所以正统之争真正的焦点依然是蜀汉与曹魏之间，孙权的地位相对较为边缘。

至于蜀汉与曹魏谁才是正统，古人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三国志》作为魏国的史书，将曹魏视作正统，曹操被称为武帝，而刘备则是先主。这一安排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政治背景——《三国志》成书时，西晋是魏国的继承者，既然晋朝并未推翻魏国，便理所当然地认为魏国是正统。然而，东晋的历史学者习凿齿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蜀汉才是正统，于是他编纂的《汉晋春秋》便更倾向于支持刘备。

随着时间推移，历代史书对正统问题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尤其是在《魏纪》中，他称刘协为汉献帝，而非汉愍帝。司马光的这种立场，显然与他的政治观点相关，毕竟赵匡胤建立宋朝的过程与曹丕的禅让有相似之处，否定曹魏正统就意味着间接否定赵匡胤的合法性。

到了南宋，由于中原已经沦陷，南宋的统治者为了自我认同，逐渐开始推崇刘备为正统。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甚至称刘备为帝，曹操、曹丕则被贬为主。这种改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求和文化认同，也标志着对于正统问题的重新思考。 然而，宋代之后，古人对正统之争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感兴趣了。元、明、清三代的历史编纂者并没有像前朝那样，刻意论证自己是正统，元修宋、金、辽史时，甚至没有提出关于正统的任何问题。清朝在修明史时，虽然做了一些删改，但整体上也未直接讨论明朝的天命问题，反而对明朝表示了一些同情。 因此，正统之争并非一个客观的历史问题，而是深受政治观念影响的议题。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必再追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古人正统观念的形成及其变迁，而不是究竟谁才是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