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荣姣 陆永胜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长江文化正经历一场贯穿于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文化叙事与媒介演进以及社群建构和产业创新的深刻变革。总体来看，这场变革所塑造的数字时代的长江文化新形态，蕴涵了理论逻辑、数字逻辑、传播逻辑、社会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五重向度。

理论逻辑：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

长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形态，归根到底由经济基础决定。数字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生成，本质上是传统生产方式数字重构的结果，抑或说是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结果。长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往主要依赖于手工技艺、口传心授以及实体遗存，其形态与地域文化生态、物理空间紧密绑定。当下，数字生产力将长江文化从传统载体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可数据化、可计算、可全球协作的新型文化生产活动。比如，长江与中华文明线上展通过AI重构场景、互动式导览的数字技术，使用户在移动端观展成为可能。这一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必然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长江文化新形态。国家层面大力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正是上层建筑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引导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数字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生成深契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是数字中国视域下系列强国战略和合的结果。

数字逻辑：文化基因与数字代码

数字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生成依赖于长江文化基因的数字转译，其数字标识体系的建构凸显出文化数字化再生产的新时代特征。长江文化内容丰富，文物古迹、民间传说、歌舞戏曲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基因。数字转译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全景摄影等技术，将依赖于物质载体或人体技艺的文化单元，转换为可识别、可存储、可计算的文化数字代码，形成数字基因库，为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创新与转化奠定基础。进一步看，无论是对长江沿岸历史古城风貌的数字化复原，还是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定制的个性化文化体验路径，都是对长江文化基因在数字时代的革新。因此，从文化基因到转换为数字代码，再到算法驱动的创造性再生，此完整的数字闭环，构成了长江文化新形态生成的数字逻辑。

传播逻辑：媒介变革与文化叙事

数字媒介的兴起重塑了长江文化的叙事方式与传播路径，构成新形态生成的传播逻辑。在传统媒介时代，文化传播主要依赖书籍、报刊、纪录片等传播媒介，呈现出单向度、中心化的传播特点。然而，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离散化、多视点的数字新媒介的发展，赋予了长江文化高度的互动性、场景构境性与具身数字化的特征。在去年的长江文化艺术季中，“视听长江”“对话长江”“唯见长江”等一系列数字化文化体验，将宏大历史叙事拆解为众多可参与、可交互的微观单元。此外，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等多种方式参与互动的观众，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文化叙事的共同构建者。这种由中心化传播到去中心化交互的转变，构成了长江文化新形态生成的传播逻辑。

社会逻辑：文化认同与数字社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数字技术在改变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同时，也重塑了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物理边界清晰、成员身份固定的传统地域性社群是文化认同的主要土壤。然而，数字空间的兴起，催生了能够超越地理疆界的数字社群，连结起分布世界各地的对长江文化怀有情感的个体，从而使文化认同构建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在数字空间中获得新的生长点。此类数字社群通过符号互动、内容共享与文化实践，不断巩固着成员的文化认同。实际上，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社群，及其所促生的新型的文化认同机制，共同构筑了长江文化在数字时代生成的社会逻辑。

实践逻辑：政策驱动与产业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长江文化新形态的生成，离不开国家战略引导与产业融合实践的双重推动。新型举国体制下关于文化数字化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为长江文化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持。在此政策驱动下，文博机构、研究单位与文化企业得以系统推进文化资源数字采集与整理，为后续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长江文化数字蓝图的具体落实提供了助力。同时，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文化产业壁垒，催生了文化与科技、旅游、创意等多元交叉的创新案例。可见，从政策驱动到产业创新，这一闭环构成了长江文化新形态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实践逻辑。

综上，数字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生成是一个由理论逻辑奠基、数字与传播逻辑赋能、社会逻辑凝聚认同、实践逻辑落地生根的有机系统。其中，理论逻辑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文化形态演进的决定作用；数字逻辑展现了文化基因在数字空间中转进的技术路径；传播逻辑阐释了媒介演进对文化叙事传播结构的深刻重塑；社会逻辑揭示了数字社群对文化认同建构机制与凝聚方式的时代革新；实践逻辑凸显了政策引导与产业融合对将文化潜能转化为现实成果的推动力量。相互关联的五重逻辑，系统勾勒出长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

（作者分别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课题“长江文化脉络梳理和时代价值阐释研究”〈25WYB-004〉、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暨长江文化研究一类课题“数字时代长江文化的新形态研究”〈HBSKJJ2025021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