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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沉迷中国历史，这一现象在文化消费日益普及的今天尤为明显。书店热销榜上，权谋斗争、帝王心术类读物频频登顶；影视作品中，宫斗剧、历史正剧常占据黄金时段。

这种迷恋似乎指向一种集体心理：我们在寻找什么？是民族自豪感，还是应对现实困境的权宜之计？

但问题在于，许多人对中国历史的迷恋往往停留在帝王将相的兴衰荣辱，宫廷斗争的诡谲变幻等浅层叙事。这种“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经过层层过滤的精英史观。

沉迷“正史”，意义何在？

打开任意一部 “中国通史”，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什么？

是不是常常是 “太祖皇帝龙潜于沛” 的天命叙事，是 “玄武门之变” 的喋血权谋，是 “康乾盛世” 的帝王功绩？一部二十四史堆成山，却让无数人皓首穷经，而它本质上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与精英列传，普通人在其中即使出场，也不过是顺带提及或作为陪衬。这种历史书写的片面性，导致我们往往忽略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图景。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直言，正史 “专记帝王一家之事”，至于田间百姓的悲欢、市井工商的生计、妇女孩童的命运，不过是宏大叙事里的模糊背景，是 “一将功成” 下的 “万骨枯”，是王朝更迭中被碾压的尘埃。

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从秦朝到明清的历史的核心特质，无不遵循着君主专制下的人治逻辑。从秦始皇 “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到明太祖废丞相集大权于一身，权力的缰绳始终攥在帝王手中。所谓 “贞观之治” 的纳谏，并非出于对民主体制的认同，而是唐太宗 “鉴于隋亡而觉得纳谏对他有好处” 的统治需要。在这种政治生态里，历史的主角永远是帝王将相、文臣武将，普通人只是赋税的缴纳者、兵役的执行者、饥荒时的流民、战乱中的炮灰，总之，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大人物”手里，普通人永远只是被动的承受者。

仲长统在《昌言论・理乱篇》中痛心写道：“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 当王朝初期的 “恩同天地”，变成后期的 “熬天下之脂膏，断生人之骨髓”，普通人的命运始终如浮萍飘零，无法自主。我们津津乐道的 “权谋智慧”，不过是专制体制下的生存技巧；我们称颂的 “治世明君”，本质上是权力不受约束下的 “良性独裁”。

这样的历史，对普通人究竟有何意义？

若沉迷其中，我们学到的可能不是文明进步的规律，而是 “成王败寇” 的丛林法则；不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而是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不是对制度正义的追求，而是对 “潜规则” 的熟稔运用。当年轻人热衷于分析《甄嬛传》的宫斗技巧，模仿《大明王朝》的权谋算计，这种 “历史智慧” 反而成了自我封锁，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内卷与内耗。

更危险的是，这种单一视角会造成认知的闭环。当我们以为 “天下” 就是华夏九州，以为 “文明” 就是儒家伦理，以为历史的全部意义就是王朝循环，视野便会被无形的城墙困住。就像井底之蛙，以为头顶的一方天，便是整个世界。

沉迷的代价：闭目塞听

为什么说过度沉迷这样的中国历史，会导致闭目塞听？

因为它构建了一套 “自我中心” 的认知框架。在这套框架里，中国是 “天朝上国”，其他文明都是 “蛮夷之邦”；中国的制度是 “万世不易之基”，其他政体都是 “异端邪说”。这种心态，从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的傲慢，一直延续到近代的 “中体西用” 之争。

历史虚无主义的病灶，恰恰源于这种认知偏差。一些人要么将中国历史神化为 “宇宙第一”，否定其他文明的价值；要么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又陷入 “全盘否定” 的自卑。这两种极端，本质上都是缺乏世界视野的表现。他们既不知道中国历史在人类文明中的真实位置，也不了解其他文明如何解决相似的问题。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当中国古代帝王在为皇位继承争斗时，古希腊的雅典已经诞生了公民大会制度，让普通公民参与城邦治理；当汉武帝独尊儒术、禁锢思想时，古巴比伦人已经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用成文法规范社会生活，强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的公平原则；当明清两朝厉行海禁、闭关锁国时，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早已建立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与中亚、西亚开展广泛贸易，而欧洲早已开始工业革命。

这些文明的成果，并非要否定中国历史的价值，而是要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路线。中国的四大发明固然伟大，但古巴比伦的 60 进制、古埃及的太阳历、古印度的 “0” 概念，同样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阶梯。如果我们只盯着自己的历史，就会陷入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盲目。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沉迷于精英化的中国历史，会让我们失去对 “人民历史” 的感知。当我们谈论 “安史之乱”，更多关注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或是郭子仪的平叛功绩，却很少想到，这场战乱让 “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当我们称颂 “郑和下西洋” 的壮举，却忽略了这不过是帝王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的政治工程，耗费的是百万百姓的赋税，最终因 “劳民伤财” 而被叫停。

这种认知偏差，会让我们在现实中也习惯性地忽视个体价值。当我们谈论 “国家发展”，容易忘记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每个普通人的幸福；当我们推崇 “集体利益”，可能会漠视个体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沉迷单一历史叙事的隐性危害。

重新理解历史的意义

那么，真正的历史智慧，究竟藏在哪里？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文明的成长，在于回应挑战的能力。” 要理解这种能力，就必须跳出单一文明的视角，在世界文明的比较中寻找答案。

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指出：“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学术研究，也应成为普通公众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从世界角度看中国，意味着将中国文明置于人类文明的大坐标系中，既看到其独特性，也看到其与其他文明的共性与互动。

当我们将中国的君主专制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对比，才能明白 “权力制衡” 的可贵。古希腊人认为，“人是城邦的动物”，公民通过投票参与公共事务，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孕育了现代民主的基因。而中国古代的 “民本思想”，本质上是 “君主本位” 的延伸。“民为邦本” 的前提是 “君为民主”，百姓是需要被君主 “养育” 的子民，而非拥有独立权利的公民。

当我们将中国的人治传统与古巴比伦的法治实践对比，才能懂得 “制度正义” 的重要。《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玄武岩上，公之于众，明确规定了不同阶层的权利与义务，甚至对医疗事故、建筑质量都有具体惩罚条款。这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是有限的平等）的理念，与中国古代 “刑不上大夫” 的等级制度形成鲜明反差。正是这种法治精神的传承，为后世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将中国的科举制度与阿拉伯帝国的智慧宫对比，才能看到 “知识传播” 的力量。公元 9 世纪，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立智慧宫，召集世界各地的学者翻译希腊、波斯、印度的典籍，打破了文明间的壁垒。而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打破了贵族世袭，却将知识局限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之外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都被视为 “奇技淫巧”。这种知识垄断，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科技落后。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正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大馈赠。古埃及人用金字塔证明了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古印度人用佛教阐释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古希腊人用哲学探索了真理的边界，古罗马人用法律构建了社会秩序。这些文明或许有兴衰更替，但它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智慧宝库。

李政道曾说：“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这句话的真谛，不是让我们沉迷于祖先的荣光，而是要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

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当文明开放时（如汉唐），就能吸收异域精华，成就盛世气象；当文明封闭时（如明清），就会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我们也可以从世界历史中学到：制度的创新、权利的保障、知识的普及、民主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些都是文明永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少一点沉迷，多一点视野

提出 “少沉迷中国历史”，绝非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价值。

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中国历史，而是跳出 “帝王家谱” 的局限，用世界的尺度重新解读它。

当我们读《史记》，除了关注 “本纪” 中的帝王功绩，更要看看 “货殖列传” 里的商业智慧，“游侠列传” 里的民间正义，“儒林列传” 里的思想争鸣；当我们读《资治通鉴》，除了分析 “臣光曰” 的权谋点评，更要思考制度设计的优劣，民生疾苦的根源，文明兴衰的规律。

同时，我们更要主动走进世界文明的殿堂。

去读读希罗多德的《历史》，看看古希腊人如何记录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去了解一下《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思考法治与人性的平衡；去探寻古印度哈拉帕文明的城市规划，感受古代先民的工程智慧；去研究阿拉伯帝国的 “百年翻译运动”，理解知识传播对文明进步的推动；去阅读启蒙运动怎样推动人的复兴和理性主义发展……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了 21 种文明后得出结论：文明的生命力在于 “挑战与回应”。当我们只盯着自己的历史，就只能在同一个循环里打转；当我们打开世界的视野，才能从其他文明的 “回应” 中，找到应对挑战的新方法。

作为现代公民，我们应该明白，普通人读历史的主要价值不是为了在酒桌上高谈阔论 “三国风云”，不是为了在职场中运用 “厚黑学”，而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复杂，认清人性的本质，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为了明白个体的价值不应依附于权力，社会的进步需要制度的保障，文明的繁荣离不开开放与包容。

中国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

就像黄河长江是世界河流的一部分，泰山昆仑是地球山脉的一角，华夏文明只有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才能彰显其真正的价值。过度沉迷中国历史，就像只看自家院子里的花，以为这就是春天的全部；而了解世界文明，才能看到 “满园春色关不住” 的无限风光。

我们不必为中国历史的 “帝王叙事” 感到自卑，也不必为其 “权谋智慧” 感到自豪。它只是一段历史，一种存在，一份遗产。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为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为未来的发展积蓄力量。

最后，用余英时先生的一句话收尾：“历史的意义不在过去，而在现在与未来。” 因为，历史的尽头，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尘埃，而是更广阔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