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造反时,要想成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懂天文、地理的人。天文、地理的知识对于古人而言,象征着对天命和天地间自然法则的掌控。因为古人信仰天人合一,懂得天文的人能够通过解读天象来引导舆论,或是预示未来,而对地理的掌握同样至关重要。许多历史上的造反首领,都是凭借对地理的深刻理解,才有了横扫千军的能力。无论是老兵,如陈胜、吴广,还是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民间起义领袖,甚至黄巢这样的非法商人,他们都能借助地理知识,带领队伍跋山涉水,跨越千里,成功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满清建立之初,清朝的统治者其实也有着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说起来,努尔哈赤这位满洲的创国者,曾经在北京摆摊,他经营的生意包括人参和毛皮,是东北一带最大的批发商之一。可以说,清朝的建立者,深谙商业和地理的奥秘,特别是在开国初期,他们对如何组织军队、如何快速扩张地盘以及如何巧妙地搜刮财富积累军备,掌握了核心的地理战略。康熙等人的在位期间,清朝皇室开始采取对地理知识的垄断政策,确保这种权力资源只掌握在少数权贵手中。 康熙帝的治国之道中,地理知识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不仅召集了耶稣会传教士绘制地图,甚至还请他们参与谈判事务。在与沙俄的谈判中,正是这些传教士向康熙传递了偏向俄国的地理情报,影响了康熙的决策。康熙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重视地理,更在自我塑造上深受地理知识的影响。他将《皇舆全览图》与《禹贡》进行对比,借此推算出自己拥有某种准圣的地位,他自豪地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俱与《禹贡》相合。这种言辞不仅显示出他对地理学的掌握,也透露出他对自己圣人地位的渴望。康熙与李光地等汉人大臣对话时,常常拿这些地理知识来显摆,这种虚荣心的满足使他在权力斗争中更加占据了主动。 不仅如此,康熙帝有着广泛的外交交流,他与波兰国王保持通信,了解沙俄、奥斯曼帝国等国家的情况,深知这些国家的实力。虽然他与这些外国交流密切,但却对汉人保密,雍正继承了这一政策,严防汉人获得过多外部信息。雍正曾派遣图理琛编写《异域录》,详细描述沙俄与蒙古之间十四个国家的地理信息,这本书被清朝政府列为禁书,严禁汉人学习。乾隆时代,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以及对西欧情况的知悉,使得满清皇帝在国际上并非一无所知。通过康雍乾三朝的策略,满清君主在地理知识方面始终保持优势。 而与这些满清君主相比,准噶尔的游牧贵族同样对地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噶尔丹的母亲来自土尔扈特部,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更是横穿中亚,曾经来到沙俄迎娶贵族女儿。准噶尔贵族通过这样的地理关系网,掌握了沙俄和中亚的许多秘密。此外,准噶尔高层还通过俘虏的瑞典人列纳特,获得了关于现代地图的知识,并学会了绘制地图。这使得他们在地理信息的掌握上,不逊色于任何国家的贵族阶层。 但与满清君主和准噶尔贵族相比,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在地理上却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左宗棠,虽然他在军事上表现突出,且具有农业、筹款等方面的知识,但在地理常识上却大有欠缺。他甚至曾错误地认为奥斯曼帝国属于印度的一部分,认为土耳其本印度所辖,三十年前已为俄英分踞矣,直到击败阿古伯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满清的统治者,无疑是聪明的,但他们的聪明也有其局限。过度的精明、过度的谋略,最终却让他们牺牲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他们的聪明和成功,也掩盖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忽视。清朝在其鼎盛时期,虽然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资源,但过度依赖精密的地理知识和政治手段,导致了对内外形势的误判,最终成为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