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这位农民领袖与抗清英雄，曾在历史的浪潮中高举联明抗清的旗帜，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自由，顽强地与清朝侵略者作斗争。然而，尽管他顽强抵抗十余年，最终却未能成功，斗争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背后隐藏着诸多深层次的原因，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南明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内部分裂，导致了联合抗清战线的瓦解。

李定国所领导的联明抗清斗争，原本是由农民军与南明的地主官僚两个敌对阶级联合组成的。这个联合战线，一方面是为了反抗外敌清朝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南明政权本身已经是明朝腐朽统治的延续，尽管在福王政权时期，南明曾控制黄河以南、太行山以西的大半江山，且拥有数百万军队，抗清的局势一度相当有利。然而，面对巨大的外敌威胁，腐化的统治阶级却心无国事、过着奢靡的生活，依旧忙于争权夺利，毫不关心国家的命运。

在这个背景下，南明政府的高层领导层不仅没有全力以赴抗敌，还采取了镇压农民军的政策。这种对抗农民力量的态度直接导致了福王政权的迅速崩溃，甚至鲁王、唐王政权也因为无法有效组织抗清力量，短短一年便相继倒塌。清军成功占领了江南富饶的地区，并且通过拉拢汉奸，实力迅速增强，抗清的有利局面开始逐渐消失。

1646年11月，永历政权成立，南明只剩下云贵、川和两广的部分地区。然而，清军正以孔有德、李成栋两路大军从湖南、广东向西南进攻，局势一度变得空前危急。然而，永历政权内部的腐化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党争、权力斗争依然持续。楚党与吴党之间的争斗，马吉翔的专权，甚至对与他们联合的大顺军余部的排挤，都使得南明政权无法有效集结起抗清的力量。当大西军余部出于民族大义主动提出联合时，南明不仅拒绝了他们的合作，还一度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

1649年底，由于南明政府拒绝与大西军合作，而原本合作的大顺军余部受到排挤，使得其元气大伤。失去了这两支庞大的抗清力量后，清军得以逐步逼近南明的核心区域。湖南、两广相继失陷，何腾蛟、瞿式耙等爱国将领相继牺牲，南明的实力几乎丧失殆尽。永历帝也陷入广西的困境，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南明高层终于不得不勉强接受大西军的联明抗清的提议。

然而，即使在这种关键时刻，南明政府依旧无法抛开党争，开始为自身的私利和权势再度进行勾心斗角。1652年，孙可望带兵迎接桂王入驻安隆，随即大西军分东西两路，发动了对清军的强烈反攻。在桂林和衡州两大战役中，李定国击败了清军的统帅，重创了清军，并收复了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等大部分地区，给清军带来了入关以来的最大挫败。

然而，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李定国所在的大西军并未能够乘胜追击，反而因为南明高层内部的争斗而错失了北伐的最佳时机。南明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力，不仅在农民军领导之间挑拨离间，还加剧了内部的分裂。特别是马吉翔与孙可望之间的权力斗争，令整个抗清阵营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分裂。

孙可望，虽然是大西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但他缺乏坚定的抗清决心，并且心怀个人野心。在进军云贵的过程中，孙可望一度企图将大西军带至岭南，甚至想要进入海上，显示出他对权力的渴望。李定国等人坚决反对他个人化的行为，才使得联明抗清主张得以维持。然而，随着大西军的壮大，孙可望的个人权力欲望愈加膨胀，他通过强制手段确立了自己的军中领导地位，甚至当众责打李定国，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激化。

1651年，孙可望被封为秦王，成为西南抗清阵营的名义上的领导人。此时，马吉翔和其他南明官员纷纷讨好孙可望，试图通过献媚巩固自己的权力。然而，孙可望由于过度自信，导致内外矛盾激化。当李定国在前方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时，孙可望不仅没有支持他，反而听信谗言，暗中策划与李定国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惨重的后果。

由于孙可望的破坏行为，清军趁机反攻，李定国所在的部队损失惨重，最终未能实现北伐。孙可望的内斗与分裂行为，直接导致了抗清力量的削弱，失去了难得的抗清优势，也葬送了大西军多年来的努力。

李定国与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成为联明抗清斗争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孙可望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割裂整个抗清阵营，使得农民军的团结受到了致命的破坏。最终，这场由李定国领导的联明抗清斗争，以失败告终，不仅损失了数十万抗清精锐，还错失了最有利的抗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