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西方的扬基人通过强大的舰船和火炮打破了日本的国门。这是自1624年日本与西班牙断交之后，西方国家第一次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而这种方式颇为独特。这也是日本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西方的强大。 与此同时，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被英国强行打开了国门。这一幕让日本人感到困惑，毕竟中国曾经是他们眼中的东亚主导和老大帝国，如今却如此轻易地被迫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为了弄清楚中国为何如此脆弱，日本购买了英国的亚·米斯特斯号三桅帆船，并将其更名为千岁丸，派遣该船前往中国访问。

这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近代认知开始形成，而其中的核心主题便是蔑视。 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日本幕府派遣千岁丸船访问吴淞口。这是两百年来首次有日本船只到达中国。当时的清帝国刚刚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斗的余波尚未平息，而且太平天国之乱仍在继续，上海已经变成了战区之一。

昔日的强大帝国，如今却风雨飘摇。千岁丸不仅携带了大量的日本特产，还带着一个使团。使团中的盐泽彦次郎曾于1860年出使过美国，其他成员则是首次出国，他们对上海充满了期待，也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 许多出访上海的日本使团成员留下了文字记录，如《上海杂记》和《清国上海见闻录》，这些文字为后世研究清朝末期上海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言归正传，黄浦江上船帆如林的景象是许多日本使团成员从未见过的。

然而，日本人也注意到，黄浦江上的铁甲舰几乎都是洋人的军舰，这些军舰堂而皇之地在中国的内河活动，间接反映了清帝国的衰弱。此外，他们还详细记录了上海的街头卫生状况以及饮水问题。 日本人评价道：道路上布满粪便和垃圾，泥土深陷，臭气扑鼻，污秽不堪言状。

除此之外，他们还观察到，作为上海主要饮水来源之一的黄浦江极为脏乱。当时当地人将死去的猫狗、牲畜，甚至得霍乱死去的尸体扔进江里，江面上还有数千船只将污物倾倒入水中…… 在短短一个月内，日本使团的三名成员因饮用了不洁的水而去世。

此外，鸦片问题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上海道台吴煦等官员竟然吸食鸦片，虽然官府禁毒，但禁令形同虚设，甚至军队中也有不少人染上毒瘾。领航的当地人虽收入不低，但衣衫褴褛，身上却散发着鸦片的味道。 日本使团对此感到困惑，领航员告诉他们，他并非贫穷，而是因为沉迷于吸食鸦片，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中国的缩影……

最后，日本人得出结论：清朝人充当外国人的仆役，英法人在市内走路，清国人都避开让道。上海虽然名义上是中国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了英法的领地。在日本人眼中，清朝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 千岁丸访问之后，日本的社会各界受到巨大的震动。曾经对中国充满崇敬的态度彻底瓦解。中国在日本人眼中，实际上已经与日本类似，甚至在腐朽程度上超过了日本。许多出使中国的日本学者开始对中国产生一种可怜的情感。

日本人将这一变化归因于君臣不得其道，这一结论最终促成了日本的倒幕战争。随着日本进入新时代，如何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如何处理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成为日本新的重大问题。 应该亲近、疏远、合作还是对抗？这一思想上的碰撞催生了早期的亚洲主义，这也为日后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幕末和明治初期，亚洲主义的主张主要表现为中日唇齿论和亲善论，主张中日合作、联合抗西方。

这一理论的基础认为，在东亚，唯有日本和满清未受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污染，因此它们是地理、文化和商业上联系紧密的国家。中日两国应携手应对西方的威胁。持这一观点的人，对清朝的态度带有蔑视，但也怀有一丝怜悯，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振作，成为日本西部的屏障。 面对西方的不断压迫，这些人感叹不已，甚至难以抑制泪水。

然而，问题在于，谁才应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呢？对日本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他们希望是日本。即使是那些友好的日本人，他们的亚洲主义依然带有功利性，对中国的态度依然带着蔑视。 然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 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等日本启蒙思想家逐渐崭露头角，他的文明开化理论在日本迅速传播。福泽谕吉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告别恶友。在他看来，中国是那个恶友，这一理论对日本一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愚昧、腐朽、落后的半开化国家，不值得与之为伍。但事实上，福泽谕吉只是当时日本学界的少数派，他并未与中国产生共情，而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看待世界，这在当时的日本学界看来有些过于直白。 1875年，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概略》，在其中，他将奥斯曼帝国、清帝国和日本列为半开化国家，非洲和澳大利亚则被视为野蛮国家，只有欧洲和美国是文明国家。他号召日本人民洗心革面，跨入文明之行列，这也成为了脱亚入欧理论的基础。 那么，日本的脱亚入欧成功了吗？至少在他们看来是成功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认为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明国家。然而，清帝国依然停留在半开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继续蔑视中国的态度似乎可以理解。 但现在回头看，恐怕当时的日本走错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