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甲申之年，这不仅是明清更替的年份，更是中华大地动荡不安的一年。从三月十七日到五月初二的短短几十天里，紫禁城内三度换主，国号、年号一变再变：从大明的崇祯，到大顺的永昌，再到大清的顺治。五月二日，多尔衮率军抵达北京。明朝的旧臣们携带明帝的法驾、卤簿和御辇，在皇城五里外的道路上跪地迎接他。多尔衮先是向上天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再朝顺治帝的法驾方向叩拜，最后乘辇前往武英殿，接受了明朝文武百官的朝拜。史书上记载，城内的大小官员和宦官多达七八千人，几乎都趴伏在地，高喊万岁。在这一刻，多尔衮宣告了清朝的正式定都北京。

尽管清朝顺利占据了北京，但当时的中国局势依然异常复杂且严峻。历史上曾有人用六个字形容这个时代的乱象：明亡，天下分裂。确实，虽然李自成撤出了北京，但他依旧掌控着陕西的数十万兵力；同样，张献忠的势力在四川也足以与李自成抗衡。更为严重的是，明朝在河南、山东、江淮一带的军事力量依然没有遭受重创，其军队的规模甚至还不下数十万。最让清廷忧心的是，明朝的正牌宗室尚且存活着，多个明朝遗民依然未被清除。这使得大清、南明、大西和大顺四大政权并立于中国大地，形势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与之相比，清朝的军事力量显得十分薄弱。满洲本族在清军入关时，实际上只有三百一十个牛录，每个牛录约二百丁，这意味着满洲本族的总兵力不过五六万。而蒙古和汉军的八旗加起来也仅有四万余丁，总兵力勉强过十万。虽然多尔衮下令满洲所有可战的男丁披甲上阵，算上这些人，清军的总数也仅仅在十万左右。

为了稳住局势，多尔衮采取了七项措施：首先，继续录用明朝旧有的各衙门官员；其次，发布令旨，宣布所有自愿归降的大清的各地州县，文武官员均可晋升一级；第三，废除崇祯时期对民间的三种苛捐——辽饷、练饷、剿饷，并禁止清军随意杀戮；第四，派遣使者招抚山西和山东，以便同时制约北京两翼，进一步进攻李自成与南明；第五，命令所有投降的州府军民必须按满洲服装，若拒不遵守，清军将予以征剿；第六，调动关外部队及满洲人丁迁入北京，增强本地的旗人力量；第七，迎接留在沈阳的顺治帝迁都北京，彰显清朝正统。

然而，第五条命令一出台，却让多尔衮犯下了错误。最初，多尔衮看到沿途的汉族百姓纷纷因惧怕清军的威势剃发易冠，他因此误认为汉人必定不敢抗拒，便急于发布了剃发令。然而，这一决定却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各地纷纷告变。多尔衮当机立断，意识到剃发令不可持续，于是在二十一天后迅速下令暂停执行这一措施。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应急对策，但也让多尔衮的统治计划受到了严重干扰。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的攻势未曾停歇。1644年10月，清军开始分两路进攻李自成。至1645年2月，李自成战败后逃亡至湖北，随即被清军追击并战死。进入五月，清军进逼江南，先攻陷扬州，再破南京，擒获福王，最终逼降潞王。同年六月，除了张献忠仍在四川坚守之外，清朝几乎已将全国大部占据。六月十五日，多尔衮再次下令实施剃发令，并要求各地严令执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对于当时的汉人而言，剃发梳辫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更是对人格和尊严的侮辱。虽然蒙古人曾经统治了中国百年，但他们从未强迫汉人剃发。如今，清朝的剃发令犹如精神上的阉割，令许多汉人感到羞耻和愤怒。许多人宁可死守祖宗的衣冠，也不愿屈辱于剃发令之下。于是，抗清的战火愈加猛烈，江阴的抗战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

1645年六月，江阴的新知县方亨到任后，迅速执行了多尔衮的剃发命令，要求江阴三日内全城剃发。江阴百姓闻讯后，纷纷聚集上书请愿，恳求宽容不剃发。方亨不以为意，依然坚持清律不可违。随后的事件也并未平息事态，反而激发了百姓的愤怒。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江阴的百姓将方亨囚禁，而后在清军来攻时将其活活打死。

同年七月，清军围困江阴。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江阴的抵抗力量毫不示弱，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等人率领城中的百姓，誓死捍卫家园。抗战历时八十一天，江阴虽然最终被攻陷，但这场战斗却给清朝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清军共损失七万五千人，其中战死者不计其数，大将亲王更是有多人阵亡。

江阴陷落后，百姓纷纷自尽以示忠诚。妇孺老幼不惜以死捍卫家国，江阴的悲剧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警钟，提醒着后人剃发令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动荡。清朝对江阴的屠城行为，虽然短期内镇压了叛乱，但它也给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清力量更多的刺激。自此，清朝的统一之路依然坎坷，直到顺治十八年，清朝才勉强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然而大顺余部在茅山的坚持抵抗，直到康熙三年才完全被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