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广慕(1906-1967),字仲孺,号仰山。宣城水阳人,曾任宣城县政协驻会常委。
01
圩乡,清晨浸润着清凉。八岁的袁广慕赤着脚,踩在田埂湿润的泥土上,身后跟着家里那头温顺的老水牛。他刚在村塾背完《三字经》,先生夸他“敏而好学”,父亲就让他辍学回家了,放牛成了他第一份工作。父亲袁邦鸾是一位地道的农人,他的眼里就是田间青翠的秧苗,心里也许总在盘算着一年的收成。袁广慕是次子,不出意外,他的未来就在这片绵延的水田里。
命运,在稻穗抽浆时,陡然转弯。长房伯父袁邦彦,膝下荒凉,他看中了这个聪明俊秀的小侄儿,找到弟弟袁邦鸾,要求把广慕过继给他作嗣子。
袁邦彦在圩乡就是一个传奇,“富饶几甲宛北”。
1914 年,八岁的袁广慕在袁氏宗祠履行了正式过继程序。从此,吃住在袁邦彦家。专门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在家为他设馆授课。
五年后,袁邦彦油尽灯枯。曾是清末武秀才的三叔袁邦清那双精明的眼睛,盯上了长房的万贯家财。族长袁一清,与袁邦清过从甚密, 很快,族议再起:为免长房香火单薄,再将邦清子广藩过继给长房。此时,袁广慕的亲生父母也已先后离世,鉴于他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长房全部财产由三房袁帮清代管。他只能面对这现实,寄人篱下,自己成了新“嗣子” 广藩的眼中钉,克扣用度、恶语相向,甚至指使下人刁难。三叔常年让他居住在偏房,和家里的长工吃住在一起。
屈辱像水田里的蚂蟥,吸附在少年心头。从此,他发愤读书,十五岁考入了安徽省立第八中学(校址宣城)。一年后即转入上海法政大学预科学习,后升入上海法政大学专科。在这里,他和同是来自圩乡的陈光虞、丁光焘一起读到 1926 年大学毕业。
开始,对于他的求学,袁绑清百般阻挠, 后见他学业渐成,也只得顺水推舟,用长房的财产给于供养。
这年年底,全族男丁再一次齐聚宗祠祭祖。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清末举人族长袁一清,手持象征无上权力的族杖,正襟危坐。
轮到袁广慕跪拜时,他想起多年来受到的委屈,他不想再隐忍下去。他猛地站起,眼中闪烁着不屑。
“族长!三叔!”他的声音高亢,盖过了乐声,“你们为何夺我家产,欺我孤弱!”
祠堂瞬间死寂。袁一清勃然变色:“广慕呀,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为这个家族着想!一切都是按照族规办的。”
甘蔗不离节疤病,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听到“族规”二字,忍无可忍:“袁氏族规,岂是为虎作伥之具!”
族长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袁一清声色俱厉地嚷道 :“你的书被鬼读了!想造反?家法伺候!”说着,挥动起手中的族杖。 “家法?”袁广慕大笑一声,积压多年的怒火轰然引爆。他抄起身旁那条供人歇脚的杉木板凳,随手一抡,朝着袁一清挥舞的族杖砸了过去!“砰!”一声闷响,象征着秩序与威权的族杖脱手滚落。同时,板凳一角擦破族长的额头,瞬间,一缕殷红的血从族长的头上流出。
“犯上了,打族长了!”
香炉被撞翻,燃烧的族谱纸灰在屋内飞舞,伴随着人们的尖叫和怒喝,祠堂里乱作一团。
一位族老趁着一片混乱,把年轻气盛的袁广慕拽出了祠堂。也许是为逃避族规的惩罚, 也许是表达一种愤怒的决绝,这天,袁广慕走出祠堂,头也不回地来到江边,跳上了去芜湖的航船。
02
袁广慕逆流而上,在九江找到汤志先。此时的汤志先正在九江李烈钧领导的海外部工作。“仰山兄!”汤志先看到他眼中的戾气与不甘,“跟我走!乱世出英雄!”
他们直奔安庆,于 1927 年 3 月,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普。袁广慕慷慨陈词, 痛斥宗法压迫,表达投军报国之志,并承诺自费招募人马。王普正需扩充实力,当即委任他为别动队第一团团长,同意他自行招兵买马。
袁广慕回到金宝圩,祖辈辛苦积累的田产、商铺被他换成一船船的银元,这些银元又一船船地运到城市,换来三百多条长短枪和七百多名官兵,几乎耗尽了他一半家业。
圩乡人瞠目结舌,感到很新奇,茶楼酒肆到处流传着他的故事。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我的父亲茶余饭后,跟我聊到圩乡的乡贤,他依然能讲出袁广慕先生的许多民间桥段。一次,他还脱口而出一段顺口溜: “袁仰山,当团长,花掉的洋钱,用船装!” 那浓浓的圩乡乡音,至今声犹在耳。
后来,我查阅有关文献,实际上,他此次花费银元一十一万之多,如用金宝圩圩内过去普通的小船来装,最少要装满整整三只船。
任第一团团长后,袁广慕带领队伍先后驻扎在宣城鳌峰和南湖一带。这年农历八月上旬,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水阳,驻扎在袁氏宗祠,圩乡震动了。崭新的军装,锃亮的枪管,在水阳三里长街一字儿闪过;整齐的步伐踏过祠堂门前的青石板,震得檐角的麻雀扑棱棱乱飞。袁广慕骑在高头大马上,目光冷峻地扫过族长和叔婶家紧闭的雕花楼窗。也许在那窗户后,他们捧着茶杯的手在微微颤抖。现在想来,这是袁广慕当家以来,借助武力对宗族势力最直接的嘲弄与宣战。
中秋节后,袁广慕奉令带领第一团调往江苏高淳驻扎。不久,第六军十九师要收编他的部队。他要求补充枪支、扩充人员。经军部批准, 增发步枪 300 余支,重新整顿队伍,改任他为新兵团团长。
团长的荣光短暂得如夏天的暴雨,军饷勒索、派系倾轧很快将他淹没。
十九师师长胡文斗得知他的家产富饶,就要他筹款十五万银元,资助军饷。袁仰山接到命令,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此大的数额,一时难以完成,就将团部一切事务委托给参谋长杨鄂清全权负责,私自回到老家水阳。经多方筹资,仍不能凑足数额。胡文斗那张贪婪的脸, 和十五万银元的催命符,让他彻底看清了这身军装的虚妄,倾家荡产也凑不齐,只得托病逃离。师部得知这一情况,就以“擅离职守”为由, 下令逮捕他。
接到那张冷冰冰的“逮捕令”,袁广慕的心燥热难耐。他知道胡文斗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要吃干榨尽他的家产。胡师长的心也太狠了,一个团的队伍被他吞下,还要夺人性命,这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
袁广慕只好又找到老乡好友汤志先居间斡旋,以求息事。汤志先让他火速赶到南京, 通过各种关系见到了第六军军长程潜的参谋长。此时的袁仰山虽然还只有二十出头,但经过这一次的历练,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圩乡嫩小伙,他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见到参谋长,他大大方方地面陈详情,请求解职,以换得谅解。最后由程潜亲自出面电告十九师,给予袁仰山撤职,这才让他得以狼狈脱身。
袁广慕第一次反抗封建的“叛逆冲锋”, 以惨败而告终。家族的鄙视、邻里的窃笑、理想的幻灭,将他推入深渊。叛逆需要资本,而他的资本,在军旅中挥霍一空。他需要新的力量。
袁广慕书法条屏
民国十七年(1928),他在上海法政大学同学朱云谦的安排下,一道同行日本求学。
东京的樱花绚烂。在千叶县步兵学校, 他剃去长发,换上笔挺的学员服,忍受着教官苛刻的训导和日本学员有意无意的轻蔑。1930 年,经川军将领刘存厚保荐,他更上一层楼, 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系统的现代军事思想,也隐隐觉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1931 年假期,袁广慕怀揣着海外归来的心绪踏上故土,迎接他的,却是长江滔天的怒吼与家乡金宝圩的灭顶之灾。
这是金宝圩自一千七百年前筑成以来,有记载的第六次溃口。
六月十五日,令人心悸的午夜,丁湾龙庵后段的圩堤被洪水撕裂开一道豁口,浑浊的江水如同挣脱牢笼的疯马,裹挟着雷霆般的轰鸣,呼啸着涌入圩内。整整三天三夜,洪魔肆虐,金宝圩被完全灌满。放眼望去,成了白茫茫一片泽国。
金光灿灿的稻海,被无情吞噬,数千条鲜活的生命葬身鱼腹,数万圩民顿失家园。艰难地活下去,成了这片汪洋上最悲怆的期望。
狭窄的圩堤成了难民最后的孤岛。人们用漂浮的木料、茅草搭起勉强遮雨的窝棚,里面挤满了湿漉漉的身躯。老人绝望的叹息,孩童饥饿的啼哭,妇人无助的哀鸣,在凄风苦雨中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人间悲歌。
危难时刻,袁广慕挺身而出。他迅速关闭了自己在水阳镇上的酒店,将整个后厨变成赈灾的“生命工厂”,伙计们日夜不停地垒起蒸笼,蒸腾的热气中,一屉屉救命的馒头被赶制出来。他率先打开自家粮仓,在水阳街头带头放粮。
饥肠辘辘的灾民如潮水般涌向赈济点,场面一度混乱不堪。袁广慕心急如焚,亲自到粥棚巡查。他搬来一张结实的八仙桌,稳稳站了上去,洪亮而坚定的声音穿透嘈杂:“父老乡亲们,听我一言,务必排好队!我袁广慕在此立誓,保证人人有份,绝不落下一个!”
袁广慕深知个人力量有限,只有众人拾柴,才能共渡难关。他倡议大家捐粮赈灾,当着全圩最有实力的八位乡绅财主的面,拍案而起,率先捐出八百石粮食。这份担当与赤诚, 感召了在场众人,大户们纷纷解囊,共纾乡难。
他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圩内。又与唐石亭、丁睡斋、刁仲旦、刘子琦等地方乡绅们联名, 向散落在上海、南京乃至海外的同乡故友发出求援。拳拳赤子心,切切桑梓情,很快得到了热烈响应。设在上海的中国救济总署安徽分署负责人翟展成,也特批赈米数百石,由芜湖运抵西河镇正太油坊,专作以工代赈修复圩堤的口粮。
同时,袁广慕的好友汤志先紧急筹资,找到时任宣城县县长赵舒怡。在他们的斡旋下, 宣城南乡山区的米粮得以调运到金宝圩,平价售卖给嗷嗷待哺的灾民,暂解燃眉之急。
这场与洪魔的拉锯战异常漫长。直到九月下旬,肆虐的洪水才恋恋不舍地开始消退。十月底,浑浊的泥浆终于渐渐退去,田垾才裸露出来。
东瀛求学的见闻,与故国土地上农民艰辛挣扎的身影,在袁广慕心中猛烈碰撞,激荡起难以平息的波澜。当“九一八”的枪声撕裂东北,“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烽烟燃起,他再也无法安坐书斋。他毅然掐断了重返日本继续深造的念头。
03
1933 年,经时任吴淞要塞司令部旅长的翁同学及汉口同乡沈平甫举荐,袁仰山远赴湖北麻城,在二十七师李孜明麾下担任参谋。他踌躇满志,尝试将日本军校淬炼的军事理念,注入这支旧式军队的血脉。他着手调整训练机制,革新操典,渴望以此磨砺锋刃, 提升部队真正的战斗力。
次年,同窗陈光谱又将他引荐回乡,出任宣城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兼军训教官。这短暂的军旅生涯,仿佛为他点亮了一盏航灯,他全身心投入,试图从内部改造这些积弊重重的旧武装。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与人玩笑。仅仅一年后,他便猝然跌入了人生的又一段幽暗深渊。同乡沈平甫,在湖北高升 31 师师长,旋
即委任袁广慕为参谋长。甫一到任,沈便派他以上校参谋身份赴上海考察新式武器。行程中途,袁广慕突遭南京卫戍司令部扣押,被诬为“政治嫌疑犯”(实指地下党),罗织的罪名是“伪造证件,冒充军官”。冰冷的牢狱成了他新的栖身之所。长达数月的刑讯逼供和精神折磨,将他摧残得形销骨立,如风中残烛。
正是在这人间地狱里,他遇见了两位特殊的“狱友”——一位沉默坚毅的山东汉子, 一位临危不惧的东北姑娘。一天,那东北姑娘被押赴刑场,面对死亡,她神色自若,从容地整理衣衫,梳理鬓发,步履间不见丝毫怯懦。这震撼的一幕让袁仰山惊愕不已。一旁的山东汉子洞悉了他的内心,低沉而有力地吐出几个字:“干革命!怕啥!杀头只有碗大的疤。有饭照吃,有觉照睡!”
这简短的话语,如同惊雷。后来,袁广慕在追忆中,向其后人多次提及这一幕,正是这狱中的生死一课,让他对共产党人肃然起敬, 心底悄然埋下了一颗向往光明的种子。
武汉那头,发妻姚素兰接到家里的电报, 心急如焚。她在汉口四处奔走呼号,又到安徽省财政厅找到袁广慕的同学吴波,吴波了解情况后,认为自己到南京营救分量不够,就建议找黄兴夫人徐宗汉出面协调。姚素兰立即赶回老家,找到了德高望重的新河庄名医章祥斋, 哭诉冤情。章先生侠肝义胆,二话不说,立即随姚素兰乘船赶赴南京。
几经周折,他们终于见到了革命元勋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幸赖徐夫人仗义执言,从中斡旋,袁仰山才得以重见天日。
走出阴森的牢门,军事救国的理想已如泡影般破灭,留下的唯有心灰意冷与满身疲惫。袁广慕黯然回到故乡水阳,从此闭门谢客,寄身心于田园山水。
04
然而,乡居的宁静并未冷却他胸中的热忱。目睹家乡贫寒子弟失学失业,一颗兴学育 才、陶冶新人的种子,在他心中破土而出。他 将目光投向了袁氏宗祠旁的艺原公祠。他慷慨 解囊,自费将这肃穆的祠堂辟为校舍,创办了 “艺原小学”,并亲任校长。为保学校根基永固, 他和族人捐出祠田二百亩,作为办学基金。又 延请昔日上海法政大学的同窗、圩乡名士丁光 焘先生出山执教。并亲笔挥毫,写下“陶冶新 人”四个苍劲大字,镌刻成石匾,高悬于校门 之上,作为激励师生、光耀校风的精神图腾。
一个朔风凛冽的大雪天,袁广慕信步踏雪,来到艺原公祠看望老同学丁光焘先生。祠堂廊下,丁家年幼的小弟丁稚英,不过十三四岁年纪,正倚栏望雪,用一口清亮的吴侬软语, 天真地吟唱着乡间俚曲:
“大雪纷纷下, 柴米都涨价。 穷人没钱买,富家又不借 (jià)。”
那稚嫩纯净的歌声,如同雪片般轻盈地飘进袁广慕的耳中, 瞬间攫住了他的心神。他缓步走近,温和地抚了抚小稚英冻得微红的脸颊,轻声问道:“小娃娃,你也懂得怜悯穷人的饥寒困苦?很好。能把方才唱的歌谣,写出来给我瞧瞧吗?”在兄长丁光焘的鼓励下,丁稚英拿起笔,歪歪扭扭却又认真地写下了歌词。
袁广慕接过纸片,目光久久停留在字句间。他沉吟片刻,指尖轻轻点着那个“都”字, 若有所思道:“这‘都’字,稍显平淡了些。若是换成‘陡’字——柴米‘陡’涨价,如何? 骤然而起,方显其酷烈。”
一旁的丁光焘闻言,猛地一拍栏杆,击节赞叹:“妙!妙极!一字之易,霄壤之别!‘陡’字如刀,直刺奸商囤积居奇之狠,世态炎凉之酷!大先生真乃点石成金!”
袁广慕却只是嘴角牵起一丝苦涩的笑。他这个旁人眼中的“富人”,此刻竟因一个“陡”字,对那份穷人被物价压垮的切肤之痛,感同身受。
几日转瞬即逝,除夕的脚步声已近在耳畔。漫天大雪依旧不知疲倦地飘落,将圩乡裹成一片素缟。袁广慕没有忘记那雪中的童谣。他命人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两头是黄澄澄的铜板,径直来到乞丐们蜷缩避寒的文昌宫前。
面对屋内挤作一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男女老少,袁广慕的声音温和而清晰:“诸位乡亲,一年到头,倚门乞食,风霜雨雪,实在艰难。眼看明日便是除夕团圆夜,我袁某不忍见各位再顶风冒雪,沿街叩门。这些钱粮,权且支撑诸位过了这小年(正月十五),再谋生计吧。”人群骚动起来,纷纷起身,千恩万谢。
袁广慕抬手示意安静:“大家推举一位主事之人,代为分发可好?”众人异口同声:“张五爷!请张五爷做主!”只见一位年约六旬, 须发花白的老人,颤巍巍挤出人群,走到袁广慕面前,深深作揖。袁广慕郑重还礼,请他入阁清点人数。
片刻,张五爷回报:“袁大先生,阁内男女老幼,拢共一百零一口人。”
袁广慕颔首:“好。按十五日计,每人每日二十枚铜板,一升白米。”随即转向管家老宋:“照数发放铜钱,每人三百文。”按当时市价,三百文铜钱可兑一块银元,总计一百零一元。银钱叮当,逐一清点,交予张五爷收讫。
接着,袁广慕从怀中掏出钢笔和一张素笺,就着漫天飞雪,挥笔写下:“凭条即付大米拾伍石壹斗伍升。”他郑重地盖上私章,将纸条递给张五爷:“烦劳张五爷,持此条到我家的砻坊支取便是。”
如此寒冬赈济,他年复一年,默默坚持了数载。
岁月流转,当年廊下吟唱的稚童丁稚英, 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多年后重述这段往事,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由是观之,袁仰山先生那悲天悯人的心肠,那份对贫苦百姓的关怀,绝非虚情假意,而是发自肺腑!”
袁广慕书毛主席诗词
05
平静的生活是短暂的。1938 年初,农历腊月,寒风已如刀割。一队装备精良的日军, 从湾沚方向渡过新丰,如饿狼般扑入水阳河东街头,在张家店铺里点燃了引火之物。鬼子从这里开始,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起初,是缕缕青烟带着焦糊味从门窗缝隙中袅袅升起。很快,烈焰冲天,整个街道陷入一片火海。
当天下午,这群恶魔又通过下码渡的浮桥,闯入了河西街。从下码渡到中码渡,他们沿街面房屋,继续疯狂地点燃火把。新的火头刚刚窜起,浓烟再度升腾,河西街也危在旦夕。此时,日军似乎接到了紧急撤退的命令。
命运有时充满讽刺的巧合。原来率军占据湾沚的日军头目,竟翻出了旧日名册——此人竟是袁广慕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期的同窗。这位“老同学”仿佛念及旧情,当他的部下点燃水阳西街的烈火时,一道撤退令意外传来,竟让河西的半条街侥幸逃过火劫。袁家的祠堂、书院、店铺连同祖宅,也在这道命令下得以喘息, 未被烈焰吞噬。
然而,温情脉脉的面纱很快撕裂。不久,这位“同学”便托人递来“邀请”——请袁广慕出任日军翻译,兼领水阳维持会会长之职。探寻这段往事,我听到了两个版本的回响,却指向同一个不屈的灵魂。
原水阳镇干部袁正斌,年少时曾在袁广慕家做学徒。据他儿子袁新华回忆,那日,搜寻袁广慕的日本兵直扑其镇上的寓所。袁广慕刚得知风声,正欲抽身,竟与闯入院门的鬼子迎面撞个正着。几句凶狠的“叽哩哇啦”后,鬼子便要拿人。说时迟那时快,袁广慕目光一凛, 一个迅疾如风的扫堂腿,将堵在门口的一个日本兵狠狠撂倒在地,趁对方阵脚大乱,他拔腿便冲出院门,一路狂奔至渡口,跳上小船直抵约三里外的乡下老家。草草收拾行囊,当夜便携家带口,离开了水阳。
一次,我在采访袁广慕大儿子袁传鼎的夫人吴秀薇时,她讲了这件事的第二个版本 : 日军在水阳街巷间四处打探袁广慕的住处。管家宋朝奉闻讯,心急火燎地赶回报信:“小老板!不好了!东洋人正满街打听您呐,说是要请您去当翻译官。”袁仰山闻言,心知肚明,没有丝毫犹豫。就在那个夜晚,他和夫人一道,带着十一岁的大女儿袁丽娟,年仅三岁的大儿子袁传鼎,嗷嗷待哺的三儿子袁传哲,在宋朝奉的陪同下,一家人趁着夜色登上一只小船,逆着水阳江黝黑的流水,奋力向上游划去。天蒙蒙亮时在宣城靠岸,旋即弃舟登岸,一路跋涉至周王镇,到好友万安之位于救世墩的家中, 安顿下来。
无论哪个版本,结局都如出一辙:日军随后扑至袁广慕的居所,面对人去房空的寂静, 恼羞成怒,一把火将他那八间屋舍烧成了冲天的烈焰。
袁仰山用行动写下了同一个答案:绝不与日寇合作。
如今回望,那个逆流而上的暗夜,船桨搅碎了江心的月光,也彻底划清了袁仰山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在权势的诱惑与民族大义之间, 他断然选择了后者——绝不随波逐流。
战火纷飞中,周王镇这个皖南山区的僻静小镇,意外地汇聚了不少“避难客”。其中一位, 便是原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宣州五星乡的乡贤徐仲白。国难当头,他毅然返回故里,很快便在周王镇拉起了“宣城地方游击自卫队” 的大旗,自任司令。随着国民党宣城县政府临时迁驻于此,袁广慕这位“圩乡先生”,也顺势被推到了前台——出任自卫队司令部参谋, 兼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经县党部书记长陈燕北介绍,袁广慕的名字,也写入了国民党党员名册。
这层身份,是乱世中寻求庇护的“护身符”?还是延续其“士绅”影响力的权宜之计? 或许兼而有之。但袁广慕骨子里的底色并未因此浑浊。他巧妙地利用这重特殊身份,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广结善缘,更在暗流涌动中, 多次为地下革命工作者撑起保护伞。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掩护江干臣时。当时的共产党人江干臣常以“找袁大先生切磋牌技”为名,在袁家那略显局促的堂屋里秘密接头,收集情报。一日,麻将牌哗啦作响, 烟雾缭绕间,袁广慕锐利的目光捕捉到窗外人影鬼祟晃动——是县政府的便衣特务嗅着味儿来了。他心头一紧,面上却波澜不惊,谈笑风生间,脚尖在牌桌下猛踹了江干臣几下。
江干臣何等机敏,立刻心领神会,将手中牌一推,高声嚷道:“哎哟,憋不住了,诸位稍等,容我去放放水!”话音未落,人已像泥鳅般敏捷地滑向后堂小门。几乎是前后脚, 两个特务带着持枪的兵丁凶神恶煞地闯了进来。袁广慕未等对方发难,抢先一步拍案而起, 对着后门方向破口大骂:“老江这厮,忒不地道!输了几个铜板就想赖账?撒泡尿到现在不回!”骂完,作势走向后门找人。特务们狐疑地四下寻查,却一无所获,也只得悻悻离去。
此刻的江干臣,早已翻越屋后陡峭的山梁,身影没入了莽莽苍苍的密林。
即便身处战时的颠沛流离,袁广慕心中那簇兴办教育“陶冶新人”的火苗,依旧炽热燃烧。他牵挂山野孩童失学的困境,亲自组织教员,在更为偏僻闭塞的金牌坑,克服重重困难, 办起了一所简易小学。朗朗书声,第一次在这片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为那些渴望知识的幼小心灵,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
1945 年 9 月,山河光复。面对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燕北邀约到县府工作,袁广慕没有丝毫留恋,断然拒绝。他心中只有一个热切的念头——回家!带着劫后余生的满心喜悦,他携家带口,归心似箭,再次登上了一叶小舟。只是这次是船行水阳江,顺流而下。与那个逆流而上的夜晚,已相隔整整七年。
船泊熟悉的水阳镇上码头,岸上早已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震耳欲聋的声响在江面上回荡,沿街的父老乡亲簇拥着,欢呼着,一张张朴实的脸上洋溢着真挚的喜悦。
“袁大先生回来啦!”“袁大先生回家啦!”人们相互转告,此起彼伏。人群中,他那已有十岁的大儿子袁传鼎,紧紧依偎着父亲,懵懂又兴奋地望着这热烈的欢迎场面。
踏足故土,在乡亲们自发形成的、热情洋溢的夹道欢迎中,袁广慕一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水阳乡下高垾村。
几十年后,每每提起这一幕,袁传鼎都会和他的夫人感慨,这震天的鞭炮声,是圩乡百姓对他们心中那位“大先生”最深沉的认可与最热烈的欢迎。
06
卸下戎装,袁广慕在圩乡扎下了根,过起了隐居生活。他雇了长工,自己和他们一道种起了二十多亩田。这位“地主兼绅士”, 就这样一脚踏进了泥土芬芳的农耕岁月。他不仅亲自参加种棉花,栽水稻;还领着长工们, 在田垄间种下一畦畦甘蔗,栽上一棵棵柿树。待到收获,便由宋管家挑到街上售卖。袁广慕的身影,常混在长工中间,汗水与笑语齐飞。一次,有长工的眼睛被锋利的甘蔗叶扫伤,疼得睁不开,他二话不说,俯身为他清洗,而后, 竟又用舌头轻轻舔去异物,那份急人之难的真挚,让长工们无不动容。
圩乡温润,却也有湿冷的水汽,袁广慕染上了当时在金宝圩颇为流行的气管炎,这恼人的咳喘,从此如影随形,竟成终身顽疾,最终也带走了他。
乡居的日子,袁广慕“大先生”的仁义在四邻八乡传开。他对贫苦农户的周济,数不胜数。他把家中的一千多亩田租给农民耕种,收租时节,他会特意叮嘱管家:“到佃户家千万不能要人家杀鸡招待。遇上揭不开锅的,租子就免了。”
更有一桩暖心的创举,让他在圩乡穷人心目中有了菩萨一般的心肠。每年年关将近,他都会备好一批他家砻坊中特制的竹制签筹,悄悄放在土地庙里。圩内那些因无米下炊而愁苦的乡亲,只需到庙里取走一根签筹,便能到他家砻坊挑回一石救命的大米,过一个安稳年。仔细想想,这无声的善举,实源于他内心的一片清净。他此刻追求的应该是一种“以财济人, 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的精神境界。这种举措,在那寒冷的冬季,不知会给那些穷人家庭,带来多少内心的安抚。他常对家人说:“一个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而此时的袁广慕,骨子里那份嫉恶如仇的火气,却丝毫未改。水阳街上,有个仗着舅舅是芜湖警备司令的小老板,横行霸道,平时骑着自行车在街道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经常打翻人家的小摊、鱼摊,人们敢怒不敢言。一天,这个小老板骑自行车撞倒一位老奶奶,头也不回竟骑车而去。恰好被袁广慕撞见,一股热血直冲头顶,他上前揪住对方理论。小老板趾高气扬,毫不认错。袁广慕怒不可遏,当街就给了他一顿教训,小老板一件线春的大褂也被撕成碎片。街上围观的老百姓齐声叫“打得好”。小老板哪肯吃亏,一个电话摇给了舅舅。舅舅气势汹汹要带兵来水阳“讨说法”。消息传来,驻扎水阳的国民党三团团长袁传龙(袁广慕的本家侄儿)也立刻整军备战,气氛顿时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江北会馆的会长急忙出面调停,力劝那位司令息怒, 说,起因还是你家的人有错在先,并拍胸脯保证“我来摆平”。最后议定的“和解”方案, 是让袁仰山去小老板家放挂鞭炮赔礼。袁广慕脖子一梗:“休想,我没错!”会长无奈,只得私下雇了个人,冒充袁广慕在对方门口草草放了挂鞭炮。小老板家也心知肚明,顺坡下驴, 这场风波才算勉强平息。
平日里,圩乡深处的袁府,则浸润着书香墨韵与皮黄之声。书法与京剧,是袁广慕闲暇时的两大挚爱,其造诣之深,颇得时人称道。他的京剧唱腔如今已成绝响。他从青年时
就喜欢京剧,家里专门购置了留声机,平时跟着唱片唱。他喜欢和“戏子”交朋友,常常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切磋交流。抗美援朝时,为配合反美斗争,他还牵头自编自演了一台现代京剧,他亲自扮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演出取得了一致好评。
他的墨宝,倒是散落各处,有幸留存。就在我撰写此文时,探访其孙女袁雪梅女士的家,客厅正中赫然悬着一幅草书对联:“欲除烦恼须无我,历经艰辛好作人。”定睛细看, 正是袁广慕亲笔。那笔墨遒劲中透着飘逸,每一笔,每一画,都仿佛在呼吸,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圩乡“大先生”独特的人生智慧与处世哲学。这“无我”的境界,这“艰辛”的体悟, 正是他一生命运的精准注脚。
解放后,宣城县政府在府山广场竖立了一座巍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革命烈士纪念碑”和背面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两行苍劲有力的魏碑体大字,就是出自袁仰山之手。
原宣城烈士陵园纪念碑
07
在 1949 年的节点,袁广慕的命运有多种可能,而最后他的结局相对来说,和他同类的人相比,无疑是最好的。这是历史的机遇,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自己坚定的选择。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水阳。新生的政权面临诸多困难,大兵过江后,驻扎水阳的部队烧柴紧缺。区委书记找到袁广慕。他没有丝毫犹豫,认为到别处采购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随即带着工人走向了家族世代守护的祖坟山。五亩地的坟山,几十年树龄的松柏、香樟郁郁葱葱。粗壮的树干轰然倒下,锯末纷飞中,这些树木剖成整齐的柴块,一船船运往水阳,送到解放军的驻地。
这是他对新政权的坚决支持。
土改风暴来临,袁仰山选择了最彻底的“叛逆”——他将家中所有田契、房契、商铺账册,分门别类,造册登记,亲自送到土改工作队。随后,在工作队毛队长和另两位队员的见证下,带领全家老小,只携带最简单被褥衣物,默默地搬进了村东头一户贫农废弃的破旧小屋,自己给自己“扫地出门”。临出门前, 他甚至要求家人互相检查身上是否藏有财物。这份决绝,连土改工作队队员都为之动容。鉴于他的开明表现和乡里口碑,政府除分配必需生活生产用品外,特意将原有的 48 棵柿子树留给了他家,作为生计依靠。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水阳镇朝阳村高垾组袁广慕的故居所在地。见老宅基地的一半已被别的农户建了房屋,另一半被开辟成菜园。宅基地背临一条恢城大沟,从金宝圩大堤橫插到圩心的总管庙,宽阔,笔直,人们俗称为官沟。站在官沟岸边,袁正斌的儿子, 已年近八旬的袁新华,跟我们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解放的锣鼓敲响后,袁正斌回到村里当上了村长。按照土改部署,他组织贫下中农召开斗争大会,目标直指地主袁广慕。然而,这场预设的“控诉会”却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一个个被请上台的贫苦农民,开口竟全是“袁大先生”的恩情:
“那年我家揭不开锅,借了袁先生家几斗米,后来赶上光景好点想去还,他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留着给孩子吃吧’”!
“我家遭了水灾,田里颗粒无收,是‘宋朝奉’带了袁大先生的话,当年的租子全免啦。”
“春耕时我厚着脸皮找他借钱买稻种, 到了年关,揣着本钱和利钱去还,他硬是把利钱塞回我兜里,说‘邻里乡亲,讲这个就见外了’”!
诉苦大会变成了感恩现场,袁正斌站在台上,听着台下此起彼伏的好话,竟找不出一条够分量的“罪状”来支撑斗争。眼见场面尴尬, 他只得挥挥手,将这场“控诉会”草草收了场。
当运动推进到更为激烈的“剿匪反霸”阶段,袁广慕作为圩乡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又曾在旧政府任过职,终究难逃被关押的命运。
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悄然发生。宣城县首任县长惠峻峰亲临水阳督察工作。参观水阳小学时,学校门楣上四个石刻楷书大字——“陶冶新人”吸引了他的目光。字体苍劲雄浑,落款处是“袁仰山”。
惠县长驻足良久,指着那“新”字,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这个‘新’字,用得好,有深意!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培育一代新人!” 他随即问道:“这位袁仰山,是什么人?”
陪同的区长沈荣不敢怠慢,将袁广慕的情况一五一十道来。末了,他压低声音补充道: “惠县长,实不相瞒,区委书记马文太同志此刻正在区公所处理一桩棘手事——门口黑压压跪着一片老百姓,都是来为袁仰山请命的,口口声声说‘袁大先生是好人,不能镇压啊’!”
惠峻峰听完,沉吟片刻,未置可否。回到县里,他与县委书记马祥同志一番商议后, 果断拿起电话打向水阳区公所:“立即将袁仰山押送县府,提级审理!”这道命令,表面是升级审查,实则为这位在地方漩涡中处境危险的“大先生”,巧妙地打开了一条生路,让他暂时避开了水阳当时复杂胶着、风声鹤唳的剿匪反霸风暴中心。
这年夏天,皖北大灾。下半年,政府号召捐献寒衣。袁广慕担任了水阳区救济皖北灾胞委员会副主任。在雁翅镇的募捐大会上,面对台下乡亲,这位曾经的团长、留日士官生、圩区大乡绅,做出了惊人之举——他走到台前, 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撩起长衫前摆,双膝跪地, 叩下头去:“乡亲们!皖北同胞,饥寒交迫。袁某恳请大家,有力出力,有衣捐衣!”
全场哗然,议论声如潮水般涌起:“袁大先生为灾民下跪?”“心肠是真好啊!”“捐!我家有件厚棉袄!”群众的捐助热情被瞬间点燃。这一跪,跪碎了他身上残留的最后一点“老爷”架子,也跪出了圩乡人对这位复杂士绅新的认知。这次募捐,他在全县率先并超额完成。
08
新政权给了袁广慕新的位置。1950 年,他成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5 年, 成为县政协委员,第二年经中共芜湖地委统战部同意被调为宣城县政协驻会常委。在政协的十年间,他去省行政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并担任民革宣城通讯小组长。他努力适应着新的话语体系, 参与讨论圩区水利、教育发展。曾两次代表政协常委会在全委会上作报告。
曾经担任过广德县政协主席的袁传哲,说到父亲为人很自豪。他说,解放前,芜湖一位曾帮助他父亲打过官司的名律师,对袁广慕的为人为事非常敬佩,有一次专门为他戏拟了一副嵌名联,曰“仰观宇宙之大,山以泰华为尊”。我想,这两句话,应该是那一个时期袁广慕这样的士绅刻在骨子里的精神追求。
2026 年,是袁广慕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圩乡的先贤。
(作者系宣州区政协主席,宣城市作家协会主席)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