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激烈，堪称世界一流，甚至可以说比中国还要更加激烈。与此同时，韩国的补课花销也是全球最高之一，远远超过中国。 与中国类似，韩国的高考制度也是源自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国自隋唐时期开始建立科举制度，而韩国（当时的新罗国）则是在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引入了唐朝的科举制度，韩国人已经有一千多年的考试历史。 古代韩国的科举制度曾遭到一些保守贵族的反对，直到公元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才真正开始实施。1894年，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占领朝鲜后，为了减少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强迫朝鲜国王进行改革，并且渗透日本文化，废除了科举制度。从此，科举制度在朝鲜消失。

科举制度废除后，韩国人依旧没有逃脱命运的捉弄——高考便开始了。如今，韩国的高考异常残酷，竞争非常激烈。韩国拥有300多所大学，其中约有200所是本科院校，但每年只有50%的考生能被录取。 在这些大学中，最受欢迎的三所名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被统称为天空之城，是韩国最顶尖的大学。对于许多韩国考生而言，能够进入这三所大学，几乎意味着人生的成功，类似于中国的清华北大。 为了孩子能够顺利进入这些顶尖大学，许多家长纷纷为他们报名参加各种补习班。即使家境贫寒，也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补课已经成为韩国学生们的普遍选择，几乎成为了无法避免的命运。

2020年，参加韩国高考的考生数量达到了49.34万人，而韩国的补习班数量超过了10万个。几乎所有学生（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在参加补习班。补习费用在韩国是世界最高的，普通家庭收入的70%都用在了补习上，而有28%的家庭因为教育投入过大，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补习的压力让学生们身心俱疲，家长们也因支付巨额的补习费用而焦虑不安。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韩国政府曾经开展了一场反补习运动。最早发起这场运动的是韩国传奇总统朴正熙。1961年，朴正熙发动了著名的5·16军事政变，并在1963年成为韩国第三任总统。在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朴正熙推行了经济改革，成功实现了汉江奇迹。但同时，他也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开始着力改革韩国的教育体制。 朴正熙通过一系列政策，包括推行初中免试、就近入学的教育均衡化措施，力图削弱补习的影响。然而，这一政策并未能够遏制补习风潮，反而激发了家长们对补习的需求。许多人认为，既然高中升学不考，早早补习也能为高考打下更好的基础。最终，学生们依然背负着沉重的书包，继续参加补习班。

为此，朴正熙于1974年提出了高中平准化政策，取消了中考，所有高中都采用抽签方式招生，并且废除了学校的重点班。但即便如此，家长们依然不满足，认为通过补习可以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补习班依旧层出不穷，费用也越来越高。 1980年，韩国政府宣布禁止补习活动，并开始打击补习班。尽管如此，补习班并未消失，反而采取了更多隐蔽的方式，如晚上偷偷上课或以家庭教师的名义进行补习。补习班的收费越高，反而越受欢迎，富裕家庭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只为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面对补习风潮，政府尝试通过提高高考次数、提供廉价课外辅导等方式来缓解问题，但效果微乎其微。由于高考的竞争依旧残酷，家长和学生们只能选择继续补习。补习费用的高昂，让许多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

此外，韩国的教育均衡化政策导致了教育水平的下降，优秀学生的水平变得平庸，差生的差距也在扩大。因此，政府推出了特目高（特殊目的高中）政策，专门培养在外语、科学、艺术等领域有天赋的学生。然而，这一政策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阶层不平等，许多富裕家庭借助特目高让自己的孩子通过更高的升学率进入名校。 这一现象导致了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通过补习来争取更好的机会，进入这些有绿色通道的学校。家长们最终意识到，特目高不过是为富裕家庭孩子提供的一条捷径。 由于高额的教育支出，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反思教育体制的公平性。许多家长呼吁废除禁补令。2000年，韩国最高法院宣布取消禁补令，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这一决定让补习风潮依旧盛行，几乎所有的韩国学生都在参加补习班，补习费用也一直居高不下，成为韩国社会最沉重的负担之一。随之而来的，是韩国高考报名人数的逐年下降。2020年，韩国高考人数首次跌破50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此外，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韩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2020年，韩国的出生人数降至27.5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0.84，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然而，尽管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韩国的学生们依然没有摆脱补习的命运，补习依然是他们无法逃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