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在1935~1945年间成倍地增加，最受欢迎的热门作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布哈林。文学已摈弃了它曾受到的“资产阶级”西方的影响－反省、怀疑和罗曼蒂克般地赞扬个人都不再时髦了。

引言

与半殖民地中国所受的压迫以及作为帝国主义之母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大发现，发生在1919~1920年间。

这是一小批知识分子的活动结果，其头面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888~1927年）。自鸦片战争首次受到攻击以来，打开中国社会特殊历史的钥匙，是由人类史的一种全面解释提供的。中国又重新获得了在其伦理和传统观念破灭时，曾丧失的这种普遍意义。

▲陈独秀（正中）李大钊（右三）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崇拜个人、宗教的不宽容性、为自己谋利、自由选择职业）以及中国社会存在两种相反的深刻倾向的原因，突然间均同时变得明朗化了。当然，许多相似性都解释了中国非常迅速地受马克思主义吸引的原因。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超出人类认识之外的现实均采取否定态度，所以它似乎就更符合中国思想的一种定势。

那种出于一种社会一经济学的辩证法，认为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未来社会主义的五阶段理论，使人联想到了公羊派有关“大同”的淑世观点，该学派由其时代距当时尚不太久的康有为代表。它也使人联想到了17世纪中国哲学的某种历史观，其影响从未中止过。太平军在19世纪中叶实施的消灭私有财产的做法既符合中国革命传统的深远向往之一，也与某些更古老的国家传统相吻合。在所有的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无疑距中国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此外，共产主义也让人看到了某种行动的可能性，并且提供了与中国秘密会社相似的革命组织模式。

▲卡尔·马克思

苏联的帮助似乎更坚定了中国的这些希望。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在中国可能适应了非常特殊的国情，诸如辽阔广袤的农村地区、失去了经济独立性、受可怕贫穷化的伤害、过于软弱和悲惨的工业无产阶级在其中未起任何决定作用的社会背景，同时还有从1927年直到1949年最终胜利的持续武装斗争（在日本人侵前后是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日本占领时是与日军的作战）。如果中国共产主义首先表现为农民、军人和爱国主义者的信仰，那就应将这一切归于上述特殊背景。新信仰的第一批信徒付出了最早牺牲的代价。

那些坚信可以在开放口岸开展工人运动的人，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联合镇压，而他们却在莫斯科指令的压力下自愿地或违心地与其天敌结盟。在李大钊于1927年被北京军阀政府处死之后两年，被克里姆林宫不顾其不情愿而强迫其负责政治事务的陈独秀，却遭到党的开除。城市的知识分子只好让位于农村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战士，日常的活动取代了那些正统的理论。从蒋介石就任起，一切似乎都起到了有利于共产党人的作用，这包括国民党警察对自由人士的迫害、民国政府面对日本入侵的消极性、为反对由共产党人代表的抵抗运动而与之发生的摩擦、蒋介石政权的腐化和越来越快的衰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赞同马克思主义了。所有的人都在接近共产党人。

▲蒋介石（第一排正中）

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在1935~1945年间成倍地增加，最受欢迎的热门作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布哈林。文学已摈弃了它曾受到的“资产阶级”西方的影响－反省、怀疑和罗曼蒂克般地赞扬个人都不再时髦了。

文学倾向于变成一种为革命服务的武器，并由于延安的主观努力而被鼓动走上了这条道路。毛泽东正是这样于1942年，确定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革命功能，他还告诫作家们，要尽可能地借鉴中国古老传统中的那些可被用于现实斗争的因素。历史科学和精确科学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发生了时代的悲剧，而且生活条件也极不稳定，但中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却仍在继续他们的研究和努力，以在中国发展科学教育。中西传统之间活跃的交流，以及与欧美学者建立的联系，对于在混乱和苦难中从事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坚持不懈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国能保持其科学传统，主要应归功于其科学家和学者们的爱国主义。在中国表现得极其早熟并且自17~18世纪以来就拥有一种坚实科学传统的历史学（历史、金石、考古）和语言（训话）学领域中，某些重要发现对科学研究作出了新的推动。

▲民国时期的女学生

它们包括，从1898年起对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末的甲骨文碎片的发现、从1927年起对河南安闭最后商都遗址（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的发掘、从1900年起在甘肃西部敦煌附近对非常丰富的5~10世纪的纸卷特藏的发现、从1000年起在敦煌和西蒙古的居延地区对汉代木简和竹简（公元前1-公元1世纪）的发掘出土、北京皇宫的明清档案（15~19世纪）的开放。其中的内容足可以使人对中国社会最遥远的过去、金石和考古知识、文学史、宗教和艺术史的整个历史的认识焕然一新。

那些合作利用这些新资料，并极力在中国文明的丰富遗产中，找到与西方传统具有相似性的某些被忽略的传统（民间文学、戏剧、辩学、逻辑学、佛教、玄学等等）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并属于所有的政治层次。但是，他们中的最著名者均属于浙江派，是18世纪考证学派的继承者。在1900年左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俞樾（1821~1907年），他是史学家、文学家和有关公元前4~3世纪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其名望一直远扬日本；孙贻让（1848~1908年）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末的金石文的最优秀专家之一，也是对收藏于日本的汉文著作进行过精心搜求的书目学家和墨子著作的刊布者，更是近代浙江学派的推动者。20世纪上半叶考证学派的最著名和最后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1869~1936年）。章炳麟出生于杭州，曾是孙文和黄兴的朋友与盟友（他们三人曾被奉为“革命三尊”），同时也是俞樾的弟子。他在一段时间内曾受康有为变法改良思想的吸引。但当他于1899年到达日本并在那里结识孙文之后，便很快地转向反对君主制的阵营了。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炳麟

罗振玉（1866~1940年）和王国维（1877~1927年）也应同属于浙江学派。罗振玉年轻时很关心据他认为是治国之本的农学问题。在马关条约之后，他为研究东亚文明而创建了一个学社（东文学社），它具有某种实际的目的并邀请了某些日本教授加入。他在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去国并在1912~1919年亡命日本。

罗振玉于1925~1929年兼任原宣统皇帝－年轻的溥仪的家庭教师，后又在日本人扶植的满洲国中任职。他是从事敦煌写本、甲骨文和故宫档案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另一位死心塌地的保皇党人王国维，于1898年加入了上海的东文学社并在那里修习了日文和英文。他于1902年在日本学习物理，归国g.82682.hk|h.82682.hk|i.82682.hk|j.82682.hk|k.82682.hk|l.82682.hk|m.82682.hk|n.82682.hk|o.82682.hk|p.82682.hk|q.82682.hk|r.82682.hk|s.82682.hk|先在南通、后在苏州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并于这个时代发现了德国哲学（康德、叔本华和尼采）。他对清王朝1919年的崩溃痛心疾首，遂和其朋友罗振玉一样亡命于日本。于是，他放弃了西方哲学，而回归考证学传统，发表了有关宋元戏剧史（1915年）、经典、史学、周代青铜铭文的著作。大家应该把对于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汉代文献、安阳甲骨文和敦煌写本的研究论著归功于他。

▲溥仪剧照

在同一时代，另一位史学家以其考证的方法和历史编纂学的观点，而大大地促进及革新了有关古代中国的视野，这就是顾颉刚（生于1893年）。他曾是章炳麟和胡适的朋友。虽然中国精确科学领域中的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不大为人熟悉，但无疑其成绩却更加辉煌。它主要应归功于部分在中国和部分在外国（特别是自1927年后的美国）培养出来的学者们的推动，他们极力培养弟子、创建学堂和实验室。中国的科学在许多领域中都由于他们而达到了国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