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东北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因此派遣了大量精锐部队前往占领这个地区。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建设也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以及入关后的第四野战军四个阶段。在这期间，共有五人担任过参谋长，分别是萧劲光、伍修权、刘亚楼、萧克和赵尔陆。林总之所以特别青睐刘亚楼，和他们在部队中的地位以及当时的整体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来看首任参谋长萧劲光，他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干部。1920年，萧劲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后来更是成为了红五军团和红七军团的政委。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担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日本投降后，萧劲光和林总一起被派往山东工作，但临时改变了计划，中央命令他们前往东北。萧劲光成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虽然他在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中也曾担任副司令员，但他与林总的直接合作时间并不长。由于战局的复杂，许多高级干部都需要频繁前往前线，萧劲光后来又被派往南满军区，实质上与林总的合作变得较少。再后来，萧劲光独立指挥了东野第一兵团和四野12兵团，也就无法再给林总提供参谋支持。

1946年，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后，萧劲光逐渐转向前线指挥，参谋工作的责任就由伍修权接手。伍修权虽然资历不如萧劲光，但他也是留苏出身，曾担任过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红十五军团73师参谋长等职务。由于他擅长参谋工作，负责管理军区的动员、训练和补给等任务，因此在很多人眼中，伍修权更适合当参谋长。然而，由于他并不专注于野战部队的工作，很多人对他的贡献关注较少。

由于萧劲光和伍修权都无法专注于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因此林总决定让其他人负责这项工作，刘亚楼成为了最佳人选。刘亚楼早在红军时期就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与林总和罗帅关系非常好。刘亚楼不仅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还曾在苏联留学多年，刚回国时没有其他职位上的重任，可以灵活调动。因此，林总决定让刘亚楼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刚开始时，林总并没有给他明确的工作指示，刘亚楼自己摸索着开始工作。为了提高参谋工作的质量，他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他在哈尔滨组建了地图科，开办了印刷厂，开始培养绘图人员，为参谋部提供地图支持；其次，他选拔有文化的干部，组织他们接受培训，自己亲自授课，还将苏联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和《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进行翻译，做了适合我军实际情况的调整；第三，他还召开参谋会议，强调参谋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参谋要精细、严谨，不允许有模糊的说法。

刘亚楼的改革和创新，使得野战军的司令部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机构。之后的许多战斗中，林总做出决策，刘亚楼负责实施，二人的配合默契，取得了许多胜利。刘亚楼不仅在军事指挥上与林总非常合拍，还让参谋工作正式走上正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林总特别看重他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平津战役接近尾声时，林总认为不能耽误刘亚楼的发展，于是将他调离，担任14兵团司令员，参谋长一职则由萧克接替。萧克虽然资历深厚，但抗战后期便逐渐落后，解放战争初期曾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但由于晋察冀接连被傅作义击败，萧克的职务被撤销，转而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直到平津战役结束后，萧克才成为四野参谋长，但此时大局已定，萧克未能获得更多机会。不过，在南下追击战中，萧克依然贡献了不少力量。

1950年，赵尔陆接任四野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海南战役，并随后负责剿匪工作。赵尔陆与林总配合得非常好，早年他便是红一军团的老干部，跟林总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在全国局势稳定后，四野的任务转变，参谋长的职务也逐步撤销，直到1955年正式取消。总的来说，刘亚楼对参谋工作的贡献最大，并且他与林总的配合正是在东北局势最为艰难的时期，彼此携手度过难关，因此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也就不难理解了。